1917年7月1日凌晨3点，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突然亮起久违的宫灯。12岁的溥仪穿着崭新的龙袍，在一群留着辫子的老臣簇拥下坐上龙椅，接受三跪九叩的大礼。阶下站着个矮胖的红脸大汉，顶戴花翎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正是这场复辟闹剧的总导演——张勋。
1854年，张勋生于江西奉新一个佃农家庭。襁褓中父亲就死于太平天国战乱，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拉扯他长大。
18岁时，母亲病逝，张勋投了清军。在湘军里，他打起仗来不要命：甲午战争中，他率队死守营口，腿中三枪仍拄着大刀督战，战后被李鸿章看中，调往北洋新军。
张勋骨子里始终是对皇帝的愚忠。1908年光绪帝驾崩，他哭了三天三夜，甚至刺破手指，在奏折上写“奴才张勋愿以死殉国”。辛亥革命枪响时，他正任江南提督，城破那天，他带着残兵突围，一路上见人就问：“我的辫子还在吗？”——这成了他的执念，后来他的军队全留着辫子，人称“辫子军”，他自己则得了个“辫帅”的名号。
1913年“二次革命”后，张勋退守徐州，成了北洋军阀里的“边缘人”。但他把徐州打造成了复辟的“小朝廷”：府衙里挂着光绪帝的画像，来往公文都用“宣统纪年”，连给士兵发饷都用清朝的龙洋。有次段祺瑞派参谋来视察，见士兵们扎着红缨帽、拖着长辫子操练，忍不住嘲讽：“都民国了，还穿这破烂？”张勋眼睛一瞪：“我老张的兵，头可断，辫子不能剪！”
他在徐州开了13次“省区联合会”，把各省军阀请到云龙山下喝酒。酒过三巡，他就扯开嗓子骂民国：“共和共和，共得民不聊生！还是宣统爷在位时安稳！”有次喝高了，他掏出怀表——表盖内侧嵌着小溥仪的照片，“你们看，这才是真命天子！”军阀们表面附和，心里却各有算盘，只有他当了真。
为了攒够复辟本钱，张勋没少动歪心思。他霸占了徐州的煤矿、盐场，甚至逼着商户捐钱，美其名曰“复国军费”。有个商号老板不肯掏钱，他直接让人把老板绑在辫子军的马尾巴上，拖了三条街。但他对自己人大方，士兵饷银比别的部队高三成，受伤的还给家里送抚恤金，所以辫子军虽然装备差，却肯为他卖命。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府院之争”，把北京城搅成了一锅粥。黎元洪急着找帮手，想起了张勋；段祺瑞也想借刀杀人，暗中撺掇他进京“调停”。6月7日，张勋带着5000辫子军浩浩荡荡北上，火车过济南时，他特意下车给袁世凯的墓磕了个头：“大总统，我不是反你，是反这乱糟糟的共和！”
到了北京，他先去紫禁城给溥仪磕了三个响头，小皇帝问他：“张爱卿，你能让我重新当皇帝吗？”他拍着胸脯保证：“奴才万死不辞！”转头就把黎元洪软禁在总统府，又把康有为从上海接来——这位“康圣人”早就备好复辟诏书，两人一合计，7月1日凌晨敲响了紫禁城的景阳钟。
复辟当天，北京城里乱成一团。前清遗老们翻箱倒柜找朝服，有的官帽太小，硬塞进去把耳朵压得通红；有的马蹄袖磨破了，就用红纸糊上充数。张勋自己穿着黄马褂，戴着双眼花翎，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巡查，见人就问：“辫子接上了吗？”商铺被迫挂出龙旗，有个理发铺老板机灵，连夜写了块牌子：“本店专梳辫子，各色假辫有售”，竟发了笔不小的财。
闹剧终究长不了。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喊出“再造共和”的口号。7月12日，讨逆军炮轰北京，辫子军哪是对手？有的士兵吓得把辫子剪了扔地上，喊着“我不是辫子军”；有的躲进胡同，被老百姓用扁担追着打。张勋在荷兰使馆的墙头上看着自己的军队溃散，痛哭流涕：“我的兵啊！我的辫子啊！”
复辟失败后，张勋躲在荷兰使馆，后来移居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他买下大片房产，开了家“松寿堂”，院子里养着鹿和孔雀，据说鹿是象征“禄位”，孔雀是盼着“复辟再开屏”。
他依旧留着辫子，连家里的佣人都得扎条假辫。有次梅兰芳去拜访，见他正教孙子背《论语》，小家伙背错一句，他拿起戒尺就打手心：“记住了！君君臣臣，这才是正道！”但他也不是全然糊涂，晚年投资银行、当铺，成了天津的大富豪。有次冯玉祥来借钱，他眼皮都没抬：“要钱没有，要辫子我给你一根！”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他让儿子把辫子剪下来，缝在自己的寿衣里：“我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他的葬礼上，前清遗老穿朝服哭灵，民国官员送挽联，连溥仪都派了内侍来吊唁。送葬队伍里，辫子军老兵们拖着花白的辫子，边走边唱他编的军歌：“辫子长，辫子香，保着皇上坐朝堂……”
张勋的一生，像面歪扭的哈哈镜，照出了民国初年的荒诞。他是个彻底的“旧派人”：对清朝的忠诚刻进骨子里，哪怕帝制已被扫进垃圾堆，还抱着“复旧”的幻想不放。
但抛开“逆贼”的标签，他又有着草莽英雄的底色：出身底层却讲义气，对下属宽厚，对朋友实在。连孙中山都评价他：“张勋愚忠，其人虽逆，其心可悯。”他的悲剧，在于把“忠诚”用错了地方——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死守着腐朽的旧制度，终究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1854年，张勋生于江西奉新一个佃农家庭。襁褓中父亲就死于太平天国战乱，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拉扯他长大。
18岁时，母亲病逝，张勋投了清军。在湘军里，他打起仗来不要命：甲午战争中，他率队死守营口，腿中三枪仍拄着大刀督战，战后被李鸿章看中，调往北洋新军。
张勋骨子里始终是对皇帝的愚忠。1908年光绪帝驾崩，他哭了三天三夜，甚至刺破手指，在奏折上写“奴才张勋愿以死殉国”。辛亥革命枪响时，他正任江南提督，城破那天，他带着残兵突围，一路上见人就问：“我的辫子还在吗？”——这成了他的执念，后来他的军队全留着辫子，人称“辫子军”，他自己则得了个“辫帅”的名号。
1913年“二次革命”后，张勋退守徐州，成了北洋军阀里的“边缘人”。但他把徐州打造成了复辟的“小朝廷”：府衙里挂着光绪帝的画像，来往公文都用“宣统纪年”，连给士兵发饷都用清朝的龙洋。有次段祺瑞派参谋来视察，见士兵们扎着红缨帽、拖着长辫子操练，忍不住嘲讽：“都民国了，还穿这破烂？”张勋眼睛一瞪：“我老张的兵，头可断，辫子不能剪！”
他在徐州开了13次“省区联合会”，把各省军阀请到云龙山下喝酒。酒过三巡，他就扯开嗓子骂民国：“共和共和，共得民不聊生！还是宣统爷在位时安稳！”有次喝高了，他掏出怀表——表盖内侧嵌着小溥仪的照片，“你们看，这才是真命天子！”军阀们表面附和，心里却各有算盘，只有他当了真。
为了攒够复辟本钱，张勋没少动歪心思。他霸占了徐州的煤矿、盐场，甚至逼着商户捐钱，美其名曰“复国军费”。有个商号老板不肯掏钱，他直接让人把老板绑在辫子军的马尾巴上，拖了三条街。但他对自己人大方，士兵饷银比别的部队高三成，受伤的还给家里送抚恤金，所以辫子军虽然装备差，却肯为他卖命。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府院之争”，把北京城搅成了一锅粥。黎元洪急着找帮手，想起了张勋；段祺瑞也想借刀杀人，暗中撺掇他进京“调停”。6月7日，张勋带着5000辫子军浩浩荡荡北上，火车过济南时，他特意下车给袁世凯的墓磕了个头：“大总统，我不是反你，是反这乱糟糟的共和！”
到了北京，他先去紫禁城给溥仪磕了三个响头，小皇帝问他：“张爱卿，你能让我重新当皇帝吗？”他拍着胸脯保证：“奴才万死不辞！”转头就把黎元洪软禁在总统府，又把康有为从上海接来——这位“康圣人”早就备好复辟诏书，两人一合计，7月1日凌晨敲响了紫禁城的景阳钟。
复辟当天，北京城里乱成一团。前清遗老们翻箱倒柜找朝服，有的官帽太小，硬塞进去把耳朵压得通红；有的马蹄袖磨破了，就用红纸糊上充数。张勋自己穿着黄马褂，戴着双眼花翎，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巡查，见人就问：“辫子接上了吗？”商铺被迫挂出龙旗，有个理发铺老板机灵，连夜写了块牌子：“本店专梳辫子，各色假辫有售”，竟发了笔不小的财。
闹剧终究长不了。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喊出“再造共和”的口号。7月12日，讨逆军炮轰北京，辫子军哪是对手？有的士兵吓得把辫子剪了扔地上，喊着“我不是辫子军”；有的躲进胡同，被老百姓用扁担追着打。张勋在荷兰使馆的墙头上看着自己的军队溃散，痛哭流涕：“我的兵啊！我的辫子啊！”
复辟失败后，张勋躲在荷兰使馆，后来移居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他买下大片房产，开了家“松寿堂”，院子里养着鹿和孔雀，据说鹿是象征“禄位”，孔雀是盼着“复辟再开屏”。
他依旧留着辫子，连家里的佣人都得扎条假辫。有次梅兰芳去拜访，见他正教孙子背《论语》，小家伙背错一句，他拿起戒尺就打手心：“记住了！君君臣臣，这才是正道！”但他也不是全然糊涂，晚年投资银行、当铺，成了天津的大富豪。有次冯玉祥来借钱，他眼皮都没抬：“要钱没有，要辫子我给你一根！”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他让儿子把辫子剪下来，缝在自己的寿衣里：“我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他的葬礼上，前清遗老穿朝服哭灵，民国官员送挽联，连溥仪都派了内侍来吊唁。送葬队伍里，辫子军老兵们拖着花白的辫子，边走边唱他编的军歌：“辫子长，辫子香，保着皇上坐朝堂……”
张勋的一生，像面歪扭的哈哈镜，照出了民国初年的荒诞。他是个彻底的“旧派人”：对清朝的忠诚刻进骨子里，哪怕帝制已被扫进垃圾堆，还抱着“复旧”的幻想不放。
但抛开“逆贼”的标签，他又有着草莽英雄的底色：出身底层却讲义气，对下属宽厚，对朋友实在。连孙中山都评价他：“张勋愚忠，其人虽逆，其心可悯。”他的悲剧，在于把“忠诚”用错了地方——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死守着腐朽的旧制度，终究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