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六年，初春。
北京城的坚冰看似依旧顽固，但宫墙角落的积雪下，已悄然渗出湿润的痕迹，护城河边缘裂开细微的缝隙，透出底下流动的活水。
一种蠢蠢欲动的生机，正在凛冽的空气中悄然孕育。
自从那日从靖海伯府归来，陈恪那番混合着病气与炽热、近乎孤注一掷的陈词，如同在嘉靖的心头古井中投下的一颗火种，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死寂的深渊里持续燃烧、蔓延。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句古语，近日来反复在他脑海中盘旋。
是啊，朕已被海瑞那狂徒指着鼻子，将竭民脂膏、天下凋敝的罪名扣得结实实。
那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享受朝廷俸禄的士绅豪强，可有一人站出来为朕分辩半句？
可有一人拿出切实可行的富国之策？他们不过是趴在朕的江山社稷上吸血的蠹虫！
朕为何还要一味维护他们的利益？
一股混合着委屈、愤懑与破釜沉舟的决绝，在他胸中激荡。
既然旧路已被人骂绝，堵死，何不另辟蹊径？
若能如陈恪所言，不开国库而强水师，不增赋税而引倭银，充盈太仓，那他海瑞的“竭民脂膏”之论，岂不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朕倒要看看，届时史笔如铁，究竟会如何书写！
然而，嘉靖毕竟是嘉靖，是那个深谙制衡与权术的帝王。
他绝不会如愣头青般，一纸诏书便悍然推行那惊世骇俗的取消海禁。
那无异于将自己置于所有沿海利益集团及其朝中代言人的对立面，形同独夫，风险太大。
他需要铺垫，需要试探，需要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群臣无能逼朕做出的选择！
于是，一日经筵之后，嘉靖帝并未如常径直返回精舍修道，而是罕见地留了下来，目光扫过下方垂手侍立的徐阶、高拱等阁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
“近日朕翻阅各地奏报，灾异频仍，太仓空虚，边饷吃紧，朕心甚忧。海瑞虽狂悖，然其言‘天下凋敝’，亦非全然虚妄。诸卿皆股肱之臣，于开源节流之事，可有良策以教朕？”
精舍内顿时一片寂静，落针可闻。
开源？还能如何开源？
加赋？陕西大震、南北水旱蝗灾甫定，再加赋税，无异于官逼民反，怕是立刻就要应验海瑞“民不聊生”的指控。
清查田亩、整顿税收？刚刚倒台的严党干将鄢懋卿，不就是以“总理盐铁税务”之名下去，闹得天下汹汹，最后落得个抄家流放的下场？
这才过去多久？谁敢再提？谁能保证不变成又一次横征暴敛，徒留骂名？
众阁老尚书们眼观鼻，鼻观心，心中念头飞转，却无人敢轻易出声。
办法不是没有，但哪一条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得罪无数人？
在这海瑞余波未平、陛下心思难测的当口，谁愿做出头鸟？
徐阶更是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他深知陛下此问，绝非真心求教，更多是一种姿态，一种施压。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触碰任何可能引火烧身的“开源”议题。
良久，才有一位户部侍郎硬着头皮，出列说了一些“严查亏空”、“追缴积欠”、“劝课农桑”等老生常谈、近乎空洞的套话。
嘉靖帝静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直到那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冰冷的压力：“便是这些了吗？鄢懋卿前车之鉴不远，尔等所言‘严查’、‘追缴’，可能保证不重蹈覆辙？可能保证不为地方胥吏借机盘剥之柄？可能立竿见影，解朕太仓之渴？”
一连串的反问，如同冰水泼下，让所有人心头一凛。
陛下这是……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朕让你们想，是让你们想切实可行、于民无扰、于国有益的法子！”嘉靖帝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若是没有……哼，难道就坐视国库空虚，坐视边军无饷，坐视民生凋敝吗？！”
最后一句，已是图穷匕见，将巨大的压力赤裸裸地压了下来。
内阁诸臣面面相觑，冷汗浸湿了里衣。
他们终于明白，陛下这不是在问策，这是在逼宫！
又煎熬了数日，内阁几次闭门会议，吵得面红耳赤，最终呈上来的，依旧是一份堆砌辞藻、避重就轻、毫无新意的奏对条陈，核心无非是“节流尚可努力，开源需从长计议”之类的推诿之词。
嘉靖帝看完，随手将那奏疏掷于案上，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早已料到的弧度。
果然如此。一群庸碌之辈！守着祖宗成法，抱残守缺，毫无担当！
既然你们无能，那就休怪朕行非常之事了！
于是，又一道旨意从精舍发出，语气依旧平淡，内容却足以让整个朝堂再次震动：“开源之策，既暂无善法。着内阁即日会议，详议放开民间海禁，设官督商办，规范海事，收取税饷，以充国用之具体流程章程。限十日内具奏。”
全面开海！
这四个字，如同惊雷，再次炸响在文渊阁上空！
这一次，不再是旁敲侧击的试探，而是明确无误的旨意！
奏疏下发各部院讨论，果然如嘉靖所料，反对的声浪如同海啸般扑来！
礼部引经据典，大谈“祖制不可违”、“海疆宁靖来之不易”；都察院御史们慷慨激昂，痛陈“开门揖盗”、“恐引倭患再生”、“与民争利”；利益相关的沿海籍官员更是或明或暗，四处串联，言说此举必将导致“片板不得下海”的民间贸易彻底失控，冲击地方，动摇国本……
朝堂之上，唾沫横飞，几乎一面倒的反对之声。
唯有兵部尚书高拱，沉吟良久，出于强军固边的实际需要，表态“若规制得当，水师得力，或可一试”，但声音很快被淹没。
此外，便只有一些与陈恪交好、或受其影响的年轻官员、翰林编修等，声音微弱地表示支持，但在滔天反对声中，几不可闻。
嘉靖帝高坐御座，冷眼看着下方的群情汹汹，心中一片冰寒，却也有一丝果不其然的冷静。
他早已料到如此。
就在反对声达到顶点，几乎要形成逼宫之势时，嘉靖帝终于再次开口了。
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异常疲惫和无奈，仿佛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众卿所言，亦不无道理。开海之事，关乎国体，确需慎重……既然尔等皆以为民间尽开风险难测，那便……暂且搁置此议吧。”
就在众人刚松一口气时，他话锋一转，仿佛退而求其次般说道：“然，国库空虚乃眼前大患，不可不虑。这样吧，内阁再议，可否先由朝廷主导，增设市舶司，规范现存朝贡贸易，并尝试组织官船，有限度出海易货，所得利银，专项用于水师建设及弥补国用？此乃部分开海，权作尝试。”
部分开海？只许朝廷官船出海？增设市舶司？
这看似退让的方案，让许多刚才还激烈反对的官员顿时哑火。
朝廷自己出海？能出几艘船？能抢多少生意？
比起彻底放开民间海禁，让无数商贾蜂拥而出，冲击他们背后代表的沿海豪强利益，这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打小闹。
多设几个市舶司，也不过是多几个衙门，多安插些人手，说不定还能多些“部费”、“常例”可收。
至于“规范朝贡贸易”、“官船易货”，听起来更是换汤不换药，无非是把过去那些默许的、灰色的官方贸易，稍微明朗化、制度化一点罢了。
能掀起多大风浪？
反对的声音，果然迅速减弱了下去。
许多人甚至暗自庆幸，陛下终究还是“从善如流”，没有一意孤行。
比起嘉靖皇帝要将整个掀翻房顶，现如今却好似只是开个小小的天窗，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看着态度明显软化的群臣，嘉靖帝垂下的眼帘中，闪过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冷笑。
这部分开海、官船主导的模糊说法，正是他本来预期想要的结果。
它是一道精心留下的缝隙，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天窗。
而这扇窗户背后，通往的究竟是怎样的天地，何时能真正打开，能打开多大……主动权，已然悄然握回了他的手中。
开海之议，几经波折，勉强尘埃落定。
这已是他能为陈恪，也为这个积重难返的帝国，所迈出的最大一步。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这等“有违祖制”的提议推给臣子去冲锋陷阵，自己则高踞幕后，进退自如。
这一次，他亲自将“开海”二字提到了庙堂之上，将最大的压力揽在了自己身上。
这并非全然出于对陈恪的爱护，更深层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对旧有路径的绝望与对新可能性的孤注一掷。
然而，定策易，施行难，尤其是选定这“开海”的先锋与试行之地。
人选，几乎无需犹豫。
陈恪，靖海伯，兵部右侍郎，通晓实务，锐意进取，更难得的是，他有着“不耗国帑而强水师”的惊人构想，以及那份敢于“不入虎穴”的决绝。
他是唯一能将这纸面上谨慎的“试行”，真正推向波澜壮阔之境的臣子。
但正是这份超凡的才干与魄力，让嘉靖帝在决意用他的同时，心底那根警惕的弦也绷紧到了极致。
此子绝非池中之物，若纵其入海，是成为劈波斩浪的龙王，还是最终脱缰而去，反噬其主？
因此，试行地点的选择，便成了驾驭这匹千里马的关键缰绳。
嘉靖帝的目光，掠过巨大的坤舆图，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缓缓移动。
两广、福建等地确是传统的海贸前沿，商贾云集，航道成熟，若在此试行，凭借地利，或能最快见到成效，满足陈恪与外邦互通有无的渴望。
且远离政治中心，似乎可让其放手施为。
但，正是这“远离”，让嘉靖帝瞬间否决。
此地天高皇帝远，豪强势力盘根错节，与海外番邦联系千丝万缕。
陈恪此去，若与地方势力、乃至外洋番商过度结合，凭借其能力，不出数年，便可自成一方格局。
届时，手握新兴水师、财源广进的他，还是大明的靖海伯吗？
会不会尾大不掉？鞭长莫及，绝非虚言。
此非护才，实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而浙江呢，胡宗宪经营多年，抗倭根基尚在，看似可控。
但浙江沿海，倭患平而未绝，情况复杂，陈恪与胡、赵等人关系微妙，既需合作又存制衡。
将陈恪置于此地，固然便于利用现有基础，却也容易陷入地方官场的泥沼，或是与胡宗宪产生权力龃龉，难以真正施展拳脚。
更重要的是，此地仍是前线，变数太大，若倭寇复起，首当其冲，风险过高。
他的手指在图上移动，最终，停留在了南直隶的区域。
这里，仿佛一道灵光，瞬间照亮了他心中的迷雾。
就是这里了！
嘉靖帝的眼中，闪过一丝运筹帷幄的冷光。
南直隶，大明的财赋重地，帝国的腹心！
此处虽非最理想的海贸前沿，但拥有长江口之利，漕运枢纽，沟通南北，经济富庶，能提供开海所需的物质基础。
将试行点设于此，最大的好处，便是近！
此地就在天子脚下，位于朝廷最核心的辐射范围之内。
陈恪在此一举一动，皆在监控之中。
应天有完整的留守朝廷架构，勋贵、官员、耳目众多，足以形成无形的制约网络。
陈恪若想在此另立山头，难度远超天高皇帝远的边陲。
这等于将猛虎置于笼边，既能驱使其效力，又不虞其彻底失控。
同时，选择南直隶，也向朝野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此次开海，是朝廷主导的、谨慎的、有限的尝试，而非放任自流的全面开放。
将试点放在帝国的心腹地带，本身就表明了皇帝的重视与牢牢掌控的决心，可以有效堵住那些动摇国本的激烈反对之声，化解不少潜在的政治阻力。
再者，南直隶相对安定，倭寇罕至，陈恪在此可以更专注于贸易探索、船只建造、制度创设等基础工作，而非时刻面临生死考验，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庇护。
嘉靖帝要的是一把能为自己开拓财源、强盛海疆的利剑，而不是一把随时可能折断在与倭寇缠斗中的残刃。
更重要的是，南直隶是南北漕运的枢纽。
开海与漕运，看似两条线，实则可通过长江水道悄然连接。
陈恪在此地经营的任何成果——新的船只、航海技术、乃至未来的海外物产，都可以相对便捷地通过漕运体系影响北方，甚至反哺京畿。
这是一种隐形的纽带，将陈恪的“海”与皇帝的“陆”紧密相连。
想到这里，嘉靖帝嘴角终于勾起满意弧度。
陈恪，朕为你选了南直隶。
此地，既予你舞台，亦设你界限。
北京城的坚冰看似依旧顽固，但宫墙角落的积雪下，已悄然渗出湿润的痕迹，护城河边缘裂开细微的缝隙，透出底下流动的活水。
一种蠢蠢欲动的生机，正在凛冽的空气中悄然孕育。
自从那日从靖海伯府归来，陈恪那番混合着病气与炽热、近乎孤注一掷的陈词，如同在嘉靖的心头古井中投下的一颗火种，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死寂的深渊里持续燃烧、蔓延。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句古语，近日来反复在他脑海中盘旋。
是啊，朕已被海瑞那狂徒指着鼻子，将竭民脂膏、天下凋敝的罪名扣得结实实。
那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享受朝廷俸禄的士绅豪强，可有一人站出来为朕分辩半句？
可有一人拿出切实可行的富国之策？他们不过是趴在朕的江山社稷上吸血的蠹虫！
朕为何还要一味维护他们的利益？
一股混合着委屈、愤懑与破釜沉舟的决绝，在他胸中激荡。
既然旧路已被人骂绝，堵死，何不另辟蹊径？
若能如陈恪所言，不开国库而强水师，不增赋税而引倭银，充盈太仓，那他海瑞的“竭民脂膏”之论，岂不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朕倒要看看，届时史笔如铁，究竟会如何书写！
然而，嘉靖毕竟是嘉靖，是那个深谙制衡与权术的帝王。
他绝不会如愣头青般，一纸诏书便悍然推行那惊世骇俗的取消海禁。
那无异于将自己置于所有沿海利益集团及其朝中代言人的对立面，形同独夫，风险太大。
他需要铺垫，需要试探，需要让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群臣无能逼朕做出的选择！
于是，一日经筵之后，嘉靖帝并未如常径直返回精舍修道，而是罕见地留了下来，目光扫过下方垂手侍立的徐阶、高拱等阁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
“近日朕翻阅各地奏报，灾异频仍，太仓空虚，边饷吃紧，朕心甚忧。海瑞虽狂悖，然其言‘天下凋敝’，亦非全然虚妄。诸卿皆股肱之臣，于开源节流之事，可有良策以教朕？”
精舍内顿时一片寂静，落针可闻。
开源？还能如何开源？
加赋？陕西大震、南北水旱蝗灾甫定，再加赋税，无异于官逼民反，怕是立刻就要应验海瑞“民不聊生”的指控。
清查田亩、整顿税收？刚刚倒台的严党干将鄢懋卿，不就是以“总理盐铁税务”之名下去，闹得天下汹汹，最后落得个抄家流放的下场？
这才过去多久？谁敢再提？谁能保证不变成又一次横征暴敛，徒留骂名？
众阁老尚书们眼观鼻，鼻观心，心中念头飞转，却无人敢轻易出声。
办法不是没有，但哪一条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得罪无数人？
在这海瑞余波未平、陛下心思难测的当口，谁愿做出头鸟？
徐阶更是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他深知陛下此问，绝非真心求教，更多是一种姿态，一种施压。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触碰任何可能引火烧身的“开源”议题。
良久，才有一位户部侍郎硬着头皮，出列说了一些“严查亏空”、“追缴积欠”、“劝课农桑”等老生常谈、近乎空洞的套话。
嘉靖帝静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直到那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冰冷的压力：“便是这些了吗？鄢懋卿前车之鉴不远，尔等所言‘严查’、‘追缴’，可能保证不重蹈覆辙？可能保证不为地方胥吏借机盘剥之柄？可能立竿见影，解朕太仓之渴？”
一连串的反问，如同冰水泼下，让所有人心头一凛。
陛下这是……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朕让你们想，是让你们想切实可行、于民无扰、于国有益的法子！”嘉靖帝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若是没有……哼，难道就坐视国库空虚，坐视边军无饷，坐视民生凋敝吗？！”
最后一句，已是图穷匕见，将巨大的压力赤裸裸地压了下来。
内阁诸臣面面相觑，冷汗浸湿了里衣。
他们终于明白，陛下这不是在问策，这是在逼宫！
又煎熬了数日，内阁几次闭门会议，吵得面红耳赤，最终呈上来的，依旧是一份堆砌辞藻、避重就轻、毫无新意的奏对条陈，核心无非是“节流尚可努力，开源需从长计议”之类的推诿之词。
嘉靖帝看完，随手将那奏疏掷于案上，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早已料到的弧度。
果然如此。一群庸碌之辈！守着祖宗成法，抱残守缺，毫无担当！
既然你们无能，那就休怪朕行非常之事了！
于是，又一道旨意从精舍发出，语气依旧平淡，内容却足以让整个朝堂再次震动：“开源之策，既暂无善法。着内阁即日会议，详议放开民间海禁，设官督商办，规范海事，收取税饷，以充国用之具体流程章程。限十日内具奏。”
全面开海！
这四个字，如同惊雷，再次炸响在文渊阁上空！
这一次，不再是旁敲侧击的试探，而是明确无误的旨意！
奏疏下发各部院讨论，果然如嘉靖所料，反对的声浪如同海啸般扑来！
礼部引经据典，大谈“祖制不可违”、“海疆宁靖来之不易”；都察院御史们慷慨激昂，痛陈“开门揖盗”、“恐引倭患再生”、“与民争利”；利益相关的沿海籍官员更是或明或暗，四处串联，言说此举必将导致“片板不得下海”的民间贸易彻底失控，冲击地方，动摇国本……
朝堂之上，唾沫横飞，几乎一面倒的反对之声。
唯有兵部尚书高拱，沉吟良久，出于强军固边的实际需要，表态“若规制得当，水师得力，或可一试”，但声音很快被淹没。
此外，便只有一些与陈恪交好、或受其影响的年轻官员、翰林编修等，声音微弱地表示支持，但在滔天反对声中，几不可闻。
嘉靖帝高坐御座，冷眼看着下方的群情汹汹，心中一片冰寒，却也有一丝果不其然的冷静。
他早已料到如此。
就在反对声达到顶点，几乎要形成逼宫之势时，嘉靖帝终于再次开口了。
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异常疲惫和无奈，仿佛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众卿所言，亦不无道理。开海之事，关乎国体，确需慎重……既然尔等皆以为民间尽开风险难测，那便……暂且搁置此议吧。”
就在众人刚松一口气时，他话锋一转，仿佛退而求其次般说道：“然，国库空虚乃眼前大患，不可不虑。这样吧，内阁再议，可否先由朝廷主导，增设市舶司，规范现存朝贡贸易，并尝试组织官船，有限度出海易货，所得利银，专项用于水师建设及弥补国用？此乃部分开海，权作尝试。”
部分开海？只许朝廷官船出海？增设市舶司？
这看似退让的方案，让许多刚才还激烈反对的官员顿时哑火。
朝廷自己出海？能出几艘船？能抢多少生意？
比起彻底放开民间海禁，让无数商贾蜂拥而出，冲击他们背后代表的沿海豪强利益，这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打小闹。
多设几个市舶司，也不过是多几个衙门，多安插些人手，说不定还能多些“部费”、“常例”可收。
至于“规范朝贡贸易”、“官船易货”，听起来更是换汤不换药，无非是把过去那些默许的、灰色的官方贸易，稍微明朗化、制度化一点罢了。
能掀起多大风浪？
反对的声音，果然迅速减弱了下去。
许多人甚至暗自庆幸，陛下终究还是“从善如流”，没有一意孤行。
比起嘉靖皇帝要将整个掀翻房顶，现如今却好似只是开个小小的天窗，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看着态度明显软化的群臣，嘉靖帝垂下的眼帘中，闪过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冷笑。
这部分开海、官船主导的模糊说法，正是他本来预期想要的结果。
它是一道精心留下的缝隙，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天窗。
而这扇窗户背后，通往的究竟是怎样的天地，何时能真正打开，能打开多大……主动权，已然悄然握回了他的手中。
开海之议，几经波折，勉强尘埃落定。
这已是他能为陈恪，也为这个积重难返的帝国，所迈出的最大一步。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这等“有违祖制”的提议推给臣子去冲锋陷阵，自己则高踞幕后，进退自如。
这一次，他亲自将“开海”二字提到了庙堂之上，将最大的压力揽在了自己身上。
这并非全然出于对陈恪的爱护，更深层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对旧有路径的绝望与对新可能性的孤注一掷。
然而，定策易，施行难，尤其是选定这“开海”的先锋与试行之地。
人选，几乎无需犹豫。
陈恪，靖海伯，兵部右侍郎，通晓实务，锐意进取，更难得的是，他有着“不耗国帑而强水师”的惊人构想，以及那份敢于“不入虎穴”的决绝。
他是唯一能将这纸面上谨慎的“试行”，真正推向波澜壮阔之境的臣子。
但正是这份超凡的才干与魄力，让嘉靖帝在决意用他的同时，心底那根警惕的弦也绷紧到了极致。
此子绝非池中之物，若纵其入海，是成为劈波斩浪的龙王，还是最终脱缰而去，反噬其主？
因此，试行地点的选择，便成了驾驭这匹千里马的关键缰绳。
嘉靖帝的目光，掠过巨大的坤舆图，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缓缓移动。
两广、福建等地确是传统的海贸前沿，商贾云集，航道成熟，若在此试行，凭借地利，或能最快见到成效，满足陈恪与外邦互通有无的渴望。
且远离政治中心，似乎可让其放手施为。
但，正是这“远离”，让嘉靖帝瞬间否决。
此地天高皇帝远，豪强势力盘根错节，与海外番邦联系千丝万缕。
陈恪此去，若与地方势力、乃至外洋番商过度结合，凭借其能力，不出数年，便可自成一方格局。
届时，手握新兴水师、财源广进的他，还是大明的靖海伯吗？
会不会尾大不掉？鞭长莫及，绝非虚言。
此非护才，实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而浙江呢，胡宗宪经营多年，抗倭根基尚在，看似可控。
但浙江沿海，倭患平而未绝，情况复杂，陈恪与胡、赵等人关系微妙，既需合作又存制衡。
将陈恪置于此地，固然便于利用现有基础，却也容易陷入地方官场的泥沼，或是与胡宗宪产生权力龃龉，难以真正施展拳脚。
更重要的是，此地仍是前线，变数太大，若倭寇复起，首当其冲，风险过高。
他的手指在图上移动，最终，停留在了南直隶的区域。
这里，仿佛一道灵光，瞬间照亮了他心中的迷雾。
就是这里了！
嘉靖帝的眼中，闪过一丝运筹帷幄的冷光。
南直隶，大明的财赋重地，帝国的腹心！
此处虽非最理想的海贸前沿，但拥有长江口之利，漕运枢纽，沟通南北，经济富庶，能提供开海所需的物质基础。
将试行点设于此，最大的好处，便是近！
此地就在天子脚下，位于朝廷最核心的辐射范围之内。
陈恪在此一举一动，皆在监控之中。
应天有完整的留守朝廷架构，勋贵、官员、耳目众多，足以形成无形的制约网络。
陈恪若想在此另立山头，难度远超天高皇帝远的边陲。
这等于将猛虎置于笼边，既能驱使其效力，又不虞其彻底失控。
同时，选择南直隶，也向朝野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此次开海，是朝廷主导的、谨慎的、有限的尝试，而非放任自流的全面开放。
将试点放在帝国的心腹地带，本身就表明了皇帝的重视与牢牢掌控的决心，可以有效堵住那些动摇国本的激烈反对之声，化解不少潜在的政治阻力。
再者，南直隶相对安定，倭寇罕至，陈恪在此可以更专注于贸易探索、船只建造、制度创设等基础工作，而非时刻面临生死考验，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庇护。
嘉靖帝要的是一把能为自己开拓财源、强盛海疆的利剑，而不是一把随时可能折断在与倭寇缠斗中的残刃。
更重要的是，南直隶是南北漕运的枢纽。
开海与漕运，看似两条线，实则可通过长江水道悄然连接。
陈恪在此地经营的任何成果——新的船只、航海技术、乃至未来的海外物产，都可以相对便捷地通过漕运体系影响北方，甚至反哺京畿。
这是一种隐形的纽带，将陈恪的“海”与皇帝的“陆”紧密相连。
想到这里，嘉靖帝嘴角终于勾起满意弧度。
陈恪，朕为你选了南直隶。
此地，既予你舞台，亦设你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