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午时，江宁府衙前的三通鼓刚刚落音，
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正被亲卫簇拥着，迈着稳健的步子朝衙署走去。
暑气蒸腾的午后，他刚视察完士兵操练，藏青色官服的前襟已被汗湿透。
“大帅，天热路远，要不换乘轿子回署？”
侍卫队长李三凑近几步，脸上堆着殷勤的笑。
马新贻摆了摆手，声音洪亮：
“李队，步行倒也清爽。再说，我朝起家靠的是骑兵，骑马尚不肯偷懒，何况步行？”
“大帅说的是！这老祖宗的规矩，确实不能丢。”
李三连忙应和，转头对着两侧围观的百姓扬声呵斥，“闲杂人等退后！都围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人群里攒动着好奇的脑袋——谁不想亲眼瞧瞧这位新总督的模样？
亲卫们跟着大声驱赶，“靠后！都靠后！”的喝声，混着蝉鸣，在府衙前的空地上嗡嗡作响。
就在这时，人群中猛地冲出一个身影！快如闪电，所有人都没注意到，那人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噔噔噔”几步便直扑马新贻而来。电光石火间，李三和一众亲卫竟都愣在了原地——
谁也没料到，青天白日之下，竟有人敢行刺封疆大吏。
他们哪里想过，连嘉庆皇帝都曾遭白莲教刺杀，一个两江总督，在亡命之徒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噗嗤”一声闷响，短刀已扎进马新贻左肋。
刺客显然是练家子，三秒钟内连刺三刀，刀刀直逼要害。
马新贻只觉三处伤口透着凉气，他低头瞥了眼露出体外的刀柄，又缓缓抬头，
死死盯着眼前这张狰狞的脸，嘴里涌出的血沫子，瞬间将暗红的官服染得更深。
“抓刺客！”李三和护卫们这才如梦初醒，嘶吼着扑上来。
“不必动手！”刺客却突然开口，声音沙哑而镇定，“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
随着“铛啷”一声脆响，他将短刀扔在地上，坦然举起了双手。
亲卫们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按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实。
李三慌忙抱起马新贻，急呼御医，可伤势太重，这位新总督终究没能撑过那个午后。
从他上任到遇刺，不过短短十八天。
“……”
这桩惊天血案，像一块巨石砸进滚油，瞬间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
两江总督在官署门前遇刺，这简直是在打朝廷的脸。
消息传到京城，慈禧太后震怒，拍着案几怒斥：
“给我严查！不管牵扯到谁，一查到底，务必揪出幕后主使！”
很快，一道圣旨从京城发出：调直隶总督曾国藩重返两江，会同刑部尚书郑敦谨审理此案。
为了防止有人砸监劫狱，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直接来到了监狱，二人要亲自审问张文祥。
狱中的灯光昏黄摇曳，曾国藩看着戴着手铐脚镣、蜷缩在角落的张文祥，沉声发问：
“张文祥，你为何要刺杀马总督？”
张文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狞笑一声：“总督大人，您倒不如问问，我为何不刺您？”
“放肆！”狱卒厉声喝止，却被曾国藩抬手拦住。曾国藩脸上不见怒意，反而淡淡一笑：
“你我素无恩怨，你没有理由刺杀于我。”
这几句话竟让张文祥愣了愣。世人都说“曾剃头”杀人不眨眼，可眼前这老头，说话竟如此平和。
或许是这份意外的平静触动了他，张文祥忽然叹了口气，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原来他早年曾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兵败后投了海盗。
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大力剿匪，张文祥的许多同伙都死在了清军刀下，他自己也成了丧家之犬。
更让他恨的是，妻子罗氏被无赖吴炳燮诱拐后，他曾拦轿向马新贻告状，恳请巡抚大人为他做主。
可马新贻那时正忙于军政要务，哪里会管这种“家宅琐事”？
在他看来，一个连自家妻子都看不住的男人，纯属活该。
这份冷漠，像根刺扎在张文祥心里。
朋友惨死、妻子被拐、官府冷眼……种种积怨拧成一股绳，最终把他拽上了这条绝路。
审来审去，张文祥就围着这些事来回絮叨，看看实在没有新的犯罪证据，
案子最后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定案，张文祥被判凌迟之刑。
可判决下来，外界的猜测和议论却丝毫未减。
“哥几个，张文祥刺马新贻，是有人出钱买凶，张文祥只是一个杀手，挣点赏金，真正的大佬潜伏着，大清这朝堂，深着呢！”
有这种猜测并不奇怪，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棋局里，第三种说法悄然流传：这起刺杀，根本是湘军势力布下的局。
你看，马新贻顶替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杀了马新贻，曾国藩又回来当总督，不是湘军干的才怪呢！
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作为平叛主力，势力早已盘根错节。
将领们在战乱中聚敛了巨额财富，手握重兵，成了慈禧眼中的“隐患”。
慈禧太后为制衡湘军，特意调曾国藩离两江、派马新贻接任，就是想削弱湘军在江南的根基。
马新贻到任后果然雷厉风行，裁撤湘军散勇、严查地方积弊，桩桩件件都在动湘军的奶酪。
如此一来，说刺马案是湘军为自保策划的反击，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
民间更是编出了无数版本。
有人说马新贻曾霸占朋友之妻，张文祥是为友复仇；有人说他私吞军饷、滥杀无辜，刺客是替天行道。
这些传言虽无实据，却在茶馆酒肆里被反复讲述，藏着百姓对官场黑暗的愤懑与嘲讽。
第四种说法，说马新贻生前得罪了浙江巡抚丁日昌。
原来浙江巡抚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曾卷入“宿娼打死勇丁案” 。
说在同治八年十月（1869年10月），丁惠衡与堂兄弟丁继祖在苏州逛妓院时，
与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发生冲突。
随后，丁惠衡等人叫来亲兵，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其4天后死亡。
案件发生后，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但丁惠衡却越墙逃匿，拒不归案 。
此案审结40多天后，马新贻遇刺身亡，于是有传言称丁惠衡或丁日昌是幕后主使，为泄私愤买凶杀人，但并无确凿证据 。
案子虽然结了，可关于它的故事却没停。从晚清的《刺马传》小说，到后来的京剧《刺马》，
再到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这个发生在江宁府衙前的血案，成了后世反复解读的谜局，
在历史的迷雾里，闪烁着人性与权谋的复杂色彩。
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正被亲卫簇拥着，迈着稳健的步子朝衙署走去。
暑气蒸腾的午后，他刚视察完士兵操练，藏青色官服的前襟已被汗湿透。
“大帅，天热路远，要不换乘轿子回署？”
侍卫队长李三凑近几步，脸上堆着殷勤的笑。
马新贻摆了摆手，声音洪亮：
“李队，步行倒也清爽。再说，我朝起家靠的是骑兵，骑马尚不肯偷懒，何况步行？”
“大帅说的是！这老祖宗的规矩，确实不能丢。”
李三连忙应和，转头对着两侧围观的百姓扬声呵斥，“闲杂人等退后！都围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人群里攒动着好奇的脑袋——谁不想亲眼瞧瞧这位新总督的模样？
亲卫们跟着大声驱赶，“靠后！都靠后！”的喝声，混着蝉鸣，在府衙前的空地上嗡嗡作响。
就在这时，人群中猛地冲出一个身影！快如闪电，所有人都没注意到，那人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噔噔噔”几步便直扑马新贻而来。电光石火间，李三和一众亲卫竟都愣在了原地——
谁也没料到，青天白日之下，竟有人敢行刺封疆大吏。
他们哪里想过，连嘉庆皇帝都曾遭白莲教刺杀，一个两江总督，在亡命之徒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噗嗤”一声闷响，短刀已扎进马新贻左肋。
刺客显然是练家子，三秒钟内连刺三刀，刀刀直逼要害。
马新贻只觉三处伤口透着凉气，他低头瞥了眼露出体外的刀柄，又缓缓抬头，
死死盯着眼前这张狰狞的脸，嘴里涌出的血沫子，瞬间将暗红的官服染得更深。
“抓刺客！”李三和护卫们这才如梦初醒，嘶吼着扑上来。
“不必动手！”刺客却突然开口，声音沙哑而镇定，“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
随着“铛啷”一声脆响，他将短刀扔在地上，坦然举起了双手。
亲卫们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按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实。
李三慌忙抱起马新贻，急呼御医，可伤势太重，这位新总督终究没能撑过那个午后。
从他上任到遇刺，不过短短十八天。
“……”
这桩惊天血案，像一块巨石砸进滚油，瞬间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
两江总督在官署门前遇刺，这简直是在打朝廷的脸。
消息传到京城，慈禧太后震怒，拍着案几怒斥：
“给我严查！不管牵扯到谁，一查到底，务必揪出幕后主使！”
很快，一道圣旨从京城发出：调直隶总督曾国藩重返两江，会同刑部尚书郑敦谨审理此案。
为了防止有人砸监劫狱，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直接来到了监狱，二人要亲自审问张文祥。
狱中的灯光昏黄摇曳，曾国藩看着戴着手铐脚镣、蜷缩在角落的张文祥，沉声发问：
“张文祥，你为何要刺杀马总督？”
张文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狞笑一声：“总督大人，您倒不如问问，我为何不刺您？”
“放肆！”狱卒厉声喝止，却被曾国藩抬手拦住。曾国藩脸上不见怒意，反而淡淡一笑：
“你我素无恩怨，你没有理由刺杀于我。”
这几句话竟让张文祥愣了愣。世人都说“曾剃头”杀人不眨眼，可眼前这老头，说话竟如此平和。
或许是这份意外的平静触动了他，张文祥忽然叹了口气，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原来他早年曾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兵败后投了海盗。
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大力剿匪，张文祥的许多同伙都死在了清军刀下，他自己也成了丧家之犬。
更让他恨的是，妻子罗氏被无赖吴炳燮诱拐后，他曾拦轿向马新贻告状，恳请巡抚大人为他做主。
可马新贻那时正忙于军政要务，哪里会管这种“家宅琐事”？
在他看来，一个连自家妻子都看不住的男人，纯属活该。
这份冷漠，像根刺扎在张文祥心里。
朋友惨死、妻子被拐、官府冷眼……种种积怨拧成一股绳，最终把他拽上了这条绝路。
审来审去，张文祥就围着这些事来回絮叨，看看实在没有新的犯罪证据，
案子最后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定案，张文祥被判凌迟之刑。
可判决下来，外界的猜测和议论却丝毫未减。
“哥几个，张文祥刺马新贻，是有人出钱买凶，张文祥只是一个杀手，挣点赏金，真正的大佬潜伏着，大清这朝堂，深着呢！”
有这种猜测并不奇怪，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棋局里，第三种说法悄然流传：这起刺杀，根本是湘军势力布下的局。
你看，马新贻顶替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杀了马新贻，曾国藩又回来当总督，不是湘军干的才怪呢！
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作为平叛主力，势力早已盘根错节。
将领们在战乱中聚敛了巨额财富，手握重兵，成了慈禧眼中的“隐患”。
慈禧太后为制衡湘军，特意调曾国藩离两江、派马新贻接任，就是想削弱湘军在江南的根基。
马新贻到任后果然雷厉风行，裁撤湘军散勇、严查地方积弊，桩桩件件都在动湘军的奶酪。
如此一来，说刺马案是湘军为自保策划的反击，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
民间更是编出了无数版本。
有人说马新贻曾霸占朋友之妻，张文祥是为友复仇；有人说他私吞军饷、滥杀无辜，刺客是替天行道。
这些传言虽无实据，却在茶馆酒肆里被反复讲述，藏着百姓对官场黑暗的愤懑与嘲讽。
第四种说法，说马新贻生前得罪了浙江巡抚丁日昌。
原来浙江巡抚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曾卷入“宿娼打死勇丁案” 。
说在同治八年十月（1869年10月），丁惠衡与堂兄弟丁继祖在苏州逛妓院时，
与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发生冲突。
随后，丁惠衡等人叫来亲兵，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其4天后死亡。
案件发生后，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但丁惠衡却越墙逃匿，拒不归案 。
此案审结40多天后，马新贻遇刺身亡，于是有传言称丁惠衡或丁日昌是幕后主使，为泄私愤买凶杀人，但并无确凿证据 。
案子虽然结了，可关于它的故事却没停。从晚清的《刺马传》小说，到后来的京剧《刺马》，
再到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这个发生在江宁府衙前的血案，成了后世反复解读的谜局，
在历史的迷雾里，闪烁着人性与权谋的复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