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虽为满洲国皇帝，实则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提线木偶。
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从一开始就和溥仪无关，日本人不会把枪杆子交到他手中。
他的“统治”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溥仪在成为伪满洲国“执政者”后，（注意，最初他想在沈阳，也就是奉天称帝，暂时还没去长春）
1932年3月10日，他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秘密协议——“汤岗子温泉密约”。
（密约是在辽宁鞍山汤岗子温泉签订的，故命名）
溥仪想要的军事权力，日本人岂能放手？
“汤岗子温泉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
2. 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
3. 任命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4. 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
另外，关东军通过设立“总务厅”作为伪满的实际统治核心，
所有政策、法令均需经总务厅批准，溥仪的“御批”只是形式。
1934年，溥仪被日本人指定在长春称帝时，关东军为他设计了“即位大典”，
当时溥仪吃惊问，“登基大典难道不按祖制吗？”
“陛下，你要顾全大局，满洲国首先是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要按符合日本的流程。”
关东军严格规定仪式流程必须体现“日满一体”。
他被迫穿着关东军指定的“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而非清朝皇帝的龙袍，
甚至连祭天仪式都要加入对日本天照大神的供奉——这是日本试图从精神上同化东北民众的手段。
溥仪虽不情愿，却只能照做。
在日常政务中，溥仪的“决策权”被彻底架空。
据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每次“国务会议”，
关东军参谋长或总务厅长官都会提前将“议题”和“结论”告知他，他的任务只是“宣读”而已。
1935年，他想任命自己的亲信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却被关东军以“郑孝胥过于维护满洲利益”为由否决，最终换上了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张景惠。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盟兄弟，此时成了汉奸）
甚至溥仪私人生活也被关东军监视和安排。
彼时，婉蓉因出轨和吸食鸦片，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溥仪对他厌恶至极，将其打入冷宫，其皇后之位形同虚设。
日本人为了安插一名间谍，主动为溥仪介绍日本女性为妻子，
而此时，溥仪的亲属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此人就是谭玉玲。
当时谭玉龄年仅17岁，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后改姓谭），她正在北京某中学读书。
溥仪见她长得温柔大方，说起话来细声细语，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因此一见钟情。
基于此，溥仪回绝了关东军为他选日本女孩子的要求，
他怕被日本女人监视和威胁到自身安全。
1937年8月18日，溥仪在这个黄道吉日，隆重将谭玉玲迎娶进宫，
封其为“祥贵人”，两人由此建立婚姻关系。
谭玉龄的父亲谭庆林曾在清末担任过武官，家境属于中等，
虽非顶级豪门，但有着一定的传统礼教背景。
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关系较为和睦。
她性格开朗，对溥仪也很体贴，成为溥仪在傀儡皇宫中，少数能给他慰藉的人之一。
不过好景不长。
1942年，谭玉龄突然病逝（死因存在争议，有说法认为与日本关东军的干预有关），
死时年仅22岁，溥仪对此十分悲痛。
伪满宫廷内遍布关东军安插的“眼线”，其中最着名的是吉冈安直。
吉冈几乎寸步不离溥仪，他的职责是“指导”溥仪的言行，
小到日常饮食，大到外交活动，都必须经吉冈同意。
溥仪曾想私下与前清旧臣会面，吉冈会直接闯入房间打断，理由是“防止无关人员干扰日满合作”。
…………
这样的日子，绝不是溥仪想要的，他始终抱有“恢复大清”的幻想，试图利用伪满的身份争取实际权力，
“不行，我要反抗！”
为此，溥仪进行过几次微弱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尝试在1933年。
当时伪满州国刚成立不久，溥仪想效仿清朝旧制，设立“宗人府”管理满族事务，试图拉拢前清遗老巩固自己的势力。
关东军得知后，以“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国家，不应突出满族”为由拒绝，
还警告他“不得再提恢复清朝旧制的任何想法”。
溥仪只能放弃，甚至不敢公开表达不满。
第二次是1937年谭玉龄入宫后。
谭玉龄是溥仪亲自挑选的“祥贵人”，两人感情较好，
溥仪试图通过她身边的侍从传递一些自己的意见，绕开吉冈的监视。
但关东军很快察觉，吉冈以“贵人身边不应有过多外人”为由，
将谭玉龄的侍从全部换成关东军指派的人，
甚至限制溥仪与谭玉龄的私下交流，甚至睡觉都受到监视。
1942年，抑郁成疾谭玉龄病逝（有说法认为与关东军的暗中干预有关），溥仪悲痛欲绝，却连追查死因的勇气都没有。
吉冈一句“贵人是因病去世，不应妄加揣测”，就让他彻底沉默。
第三次反抗发生在1940年。
当时日本为强化对伪满的控制，要求溥仪去日本“朝拜”，并带回日本天照大神的“神体”，
供奉在伪满的“建国神庙”中，强迫东北民众祭祀。
溥仪认为这是对自己“皇帝”身份的侮辱，私下对身边人抱怨“我成了日本神的傀儡”。
他试图以“身体不适”推脱赴日，却被关东军强硬警告：“这是日满亲善的象征，陛下必须前往。”
最终，他不仅被迫去日本朝拜，还在回国后发布《国本奠定诏书》，
公开宣称“满洲国由日本天照大神所佑护”，彻底沦为日本精神殖民的工具。
…………
随着时间推移，溥仪逐渐认清自己的傀儡本质，
“列祖列宗，溥仪对不住您们，在咱们龙兴之地，却无法光明正大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成了压制祖先的神器！”
“呜呜呜……”哭！有什么用？
1943年，他想提拔自己的亲弟弟溥杰担任伪满“禁卫旅”旅长，掌握一支亲信军队。
关东军表面同意，却规定禁卫旅的军官，必须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担任，
且部队的训练、调动完全由关东军司令部指挥。
溥杰上任后发现，自己连调动一个排的权力都没有，最终只能主动辞职。
溥仪始终想摆脱日本人的控制。
1940年，他秘密联系了萨尔瓦多的外交代表团人员，
“各位大使先生，我就是囚禁的皇帝，我想自由，希望回去给你们的国王捎个信，我想逃往该国寻求政治庇护。”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北部的一个国家。
1934年，成为了除日本外，第二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
当时萨尔瓦多的总统是马丁内斯，他是一个沉迷于魔术和神秘主义者。
三个月过后，听到使团人员的汇报，国王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
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答应了溥仪的请求。
1941年10月，又有一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新京（今长春），
溥仪把逃亡计划告诉了一名伪满洲国禁卫队军官，
“实不相瞒，我要逃亡萨尔瓦多，我看你忠诚可靠，
打算让你的禁卫队护送我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你觉得如何？”
这名队长一愣，马上镇定下来，“陛下之命，小的全力执行！”
但没想到，伪满洲国禁卫队长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那名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了密。
日本人得知后，马上派出宪兵队驱逐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的人员，
还关闭了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贸易公司作为惩罚。
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而溥仪则遭到了关东军的训斥，警告他以后不准在这样，否则……
无奈，溥仪继续充当日本人的傀儡。
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从一开始就和溥仪无关，日本人不会把枪杆子交到他手中。
他的“统治”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溥仪在成为伪满洲国“执政者”后，（注意，最初他想在沈阳，也就是奉天称帝，暂时还没去长春）
1932年3月10日，他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秘密协议——“汤岗子温泉密约”。
（密约是在辽宁鞍山汤岗子温泉签订的，故命名）
溥仪想要的军事权力，日本人岂能放手？
“汤岗子温泉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
2. 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
3. 任命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4. 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
另外，关东军通过设立“总务厅”作为伪满的实际统治核心，
所有政策、法令均需经总务厅批准，溥仪的“御批”只是形式。
1934年，溥仪被日本人指定在长春称帝时，关东军为他设计了“即位大典”，
当时溥仪吃惊问，“登基大典难道不按祖制吗？”
“陛下，你要顾全大局，满洲国首先是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要按符合日本的流程。”
关东军严格规定仪式流程必须体现“日满一体”。
他被迫穿着关东军指定的“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而非清朝皇帝的龙袍，
甚至连祭天仪式都要加入对日本天照大神的供奉——这是日本试图从精神上同化东北民众的手段。
溥仪虽不情愿，却只能照做。
在日常政务中，溥仪的“决策权”被彻底架空。
据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每次“国务会议”，
关东军参谋长或总务厅长官都会提前将“议题”和“结论”告知他，他的任务只是“宣读”而已。
1935年，他想任命自己的亲信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却被关东军以“郑孝胥过于维护满洲利益”为由否决，最终换上了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张景惠。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盟兄弟，此时成了汉奸）
甚至溥仪私人生活也被关东军监视和安排。
彼时，婉蓉因出轨和吸食鸦片，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溥仪对他厌恶至极，将其打入冷宫，其皇后之位形同虚设。
日本人为了安插一名间谍，主动为溥仪介绍日本女性为妻子，
而此时，溥仪的亲属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此人就是谭玉玲。
当时谭玉龄年仅17岁，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后改姓谭），她正在北京某中学读书。
溥仪见她长得温柔大方，说起话来细声细语，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因此一见钟情。
基于此，溥仪回绝了关东军为他选日本女孩子的要求，
他怕被日本女人监视和威胁到自身安全。
1937年8月18日，溥仪在这个黄道吉日，隆重将谭玉玲迎娶进宫，
封其为“祥贵人”，两人由此建立婚姻关系。
谭玉龄的父亲谭庆林曾在清末担任过武官，家境属于中等，
虽非顶级豪门，但有着一定的传统礼教背景。
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关系较为和睦。
她性格开朗，对溥仪也很体贴，成为溥仪在傀儡皇宫中，少数能给他慰藉的人之一。
不过好景不长。
1942年，谭玉龄突然病逝（死因存在争议，有说法认为与日本关东军的干预有关），
死时年仅22岁，溥仪对此十分悲痛。
伪满宫廷内遍布关东军安插的“眼线”，其中最着名的是吉冈安直。
吉冈几乎寸步不离溥仪，他的职责是“指导”溥仪的言行，
小到日常饮食，大到外交活动，都必须经吉冈同意。
溥仪曾想私下与前清旧臣会面，吉冈会直接闯入房间打断，理由是“防止无关人员干扰日满合作”。
…………
这样的日子，绝不是溥仪想要的，他始终抱有“恢复大清”的幻想，试图利用伪满的身份争取实际权力，
“不行，我要反抗！”
为此，溥仪进行过几次微弱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尝试在1933年。
当时伪满州国刚成立不久，溥仪想效仿清朝旧制，设立“宗人府”管理满族事务，试图拉拢前清遗老巩固自己的势力。
关东军得知后，以“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国家，不应突出满族”为由拒绝，
还警告他“不得再提恢复清朝旧制的任何想法”。
溥仪只能放弃，甚至不敢公开表达不满。
第二次是1937年谭玉龄入宫后。
谭玉龄是溥仪亲自挑选的“祥贵人”，两人感情较好，
溥仪试图通过她身边的侍从传递一些自己的意见，绕开吉冈的监视。
但关东军很快察觉，吉冈以“贵人身边不应有过多外人”为由，
将谭玉龄的侍从全部换成关东军指派的人，
甚至限制溥仪与谭玉龄的私下交流，甚至睡觉都受到监视。
1942年，抑郁成疾谭玉龄病逝（有说法认为与关东军的暗中干预有关），溥仪悲痛欲绝，却连追查死因的勇气都没有。
吉冈一句“贵人是因病去世，不应妄加揣测”，就让他彻底沉默。
第三次反抗发生在1940年。
当时日本为强化对伪满的控制，要求溥仪去日本“朝拜”，并带回日本天照大神的“神体”，
供奉在伪满的“建国神庙”中，强迫东北民众祭祀。
溥仪认为这是对自己“皇帝”身份的侮辱，私下对身边人抱怨“我成了日本神的傀儡”。
他试图以“身体不适”推脱赴日，却被关东军强硬警告：“这是日满亲善的象征，陛下必须前往。”
最终，他不仅被迫去日本朝拜，还在回国后发布《国本奠定诏书》，
公开宣称“满洲国由日本天照大神所佑护”，彻底沦为日本精神殖民的工具。
…………
随着时间推移，溥仪逐渐认清自己的傀儡本质，
“列祖列宗，溥仪对不住您们，在咱们龙兴之地，却无法光明正大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成了压制祖先的神器！”
“呜呜呜……”哭！有什么用？
1943年，他想提拔自己的亲弟弟溥杰担任伪满“禁卫旅”旅长，掌握一支亲信军队。
关东军表面同意，却规定禁卫旅的军官，必须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担任，
且部队的训练、调动完全由关东军司令部指挥。
溥杰上任后发现，自己连调动一个排的权力都没有，最终只能主动辞职。
溥仪始终想摆脱日本人的控制。
1940年，他秘密联系了萨尔瓦多的外交代表团人员，
“各位大使先生，我就是囚禁的皇帝，我想自由，希望回去给你们的国王捎个信，我想逃往该国寻求政治庇护。”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北部的一个国家。
1934年，成为了除日本外，第二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
当时萨尔瓦多的总统是马丁内斯，他是一个沉迷于魔术和神秘主义者。
三个月过后，听到使团人员的汇报，国王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
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答应了溥仪的请求。
1941年10月，又有一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新京（今长春），
溥仪把逃亡计划告诉了一名伪满洲国禁卫队军官，
“实不相瞒，我要逃亡萨尔瓦多，我看你忠诚可靠，
打算让你的禁卫队护送我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你觉得如何？”
这名队长一愣，马上镇定下来，“陛下之命，小的全力执行！”
但没想到，伪满洲国禁卫队长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那名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了密。
日本人得知后，马上派出宪兵队驱逐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的人员，
还关闭了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贸易公司作为惩罚。
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而溥仪则遭到了关东军的训斥，警告他以后不准在这样，否则……
无奈，溥仪继续充当日本人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