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
二战时期沪上的清明，总裹着股钻骨的湿寒，民国二十九年这夜，寒得尤其狠。天还没亮，夜是泼开的浓墨，压得法租界的梧桐树抬不起头，叶子蔫蔫垂着，连风都缩在巷口不敢动。树影里藏的不是清明该有的纸灰气，是刀背蹭过月光的冷光，是枪口堵着的黑，还有一张网——顺着弄堂拐角、商铺门缝往紧收，网绳是76号特务的黑制服，网眼里卡着军统的暗号，网心就拴在极司非尔路那栋洋楼的地下室，灯亮得能刺得人睁不开眼。
极司非尔路76号，沪上人私下叫它“阎王殿”，此刻地下室的烟味浓得呛人。影佐祯昭陷在皮椅里，米黄色军装熨得没有一丝褶子，金扣子泛着冷光，手指夹的烟烧到滤嘴，烫了手也没动，眼睛盯着桌上的上海地图，冷得像刚从北海道冰湖里捞出来。地图上红铅笔圈了二十七个点，从霞飞路的小洋楼到外滩中国银行的后门，全是军统上海区的根脉，每个圈都像浸了血，要往纸外渗。
李士群和丁默邨分坐两边，黑中山装的袖口都脏了，不知是咖啡渍还是蹭的灰。李士群摩挲着空烟盒，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老高，最长那根还冒着青烟；丁默邨垂着眼，手指在桌沿乱敲，节奏慌得像漏了拍的心跳，偶尔抬眼，眼底的阴狠才漏出来一点，又飞快藏回去。
“‘蛛网’计划，今夜收网。”影佐祯昭开口，日语混着中文，硬邦邦砸在地上。话刚落，外头就传来马达轰鸣，轮胎碾过积水路面，溅起的泥点子顺着墙根流进下水道，嗡嗡响，像谁闷在暗处哭。
是吴四宝来了。十二辆卡车停在门口，三百多个特务挤在车厢里，篷布掀开，枪口露在外头，脸都凶得要吃人。吴四宝跳下来，短款黑夹克敞着怀，腰间别着两把毛瑟枪，胡茬没刮，吼了声“行动”，特务们就跟饿疯的狼似的，顺着街巷扑出去。
霞飞路128号先遭了殃。特务踹门时，门板“哐当”撞在墙上，木屑飞了一地。军统的老张刚从梦里惊醒，手还没碰到枕头下的枪，就被两个特务按在地上，枪口顶在太阳穴，凉得刺骨。他挣扎着骂了句“汉奸”，脸上就挨了一巴掌，血顺着嘴角流进衣领，黏在皮肤上，又冷又腥。
华中新闻社的灯还亮着，小陈对着电台发报，“滴滴”声在夜里格外清。突然窗户被砸破，玻璃碎片落在发报机上，特务冲进来抢电台，电线被扯得噼里啪啦响。小陈要扑上去，被枪托砸中后背，“咚”地跪在地上，抬头就看见老周被按在桌角，嘴角淌着血，手里还攥着藏密码本的钢笔——直到特务硬生生掰断他的手指，钢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水洇开，黑得像块疤。
外滩中国银行的枪声最密。特务从正门、侧门一起冲，门口的两个哨兵没来得及扣扳机就倒了，血顺着台阶流，混在积水里，把半条街都染成了红的。楼里的人往楼梯间跑，往储物柜里躲，还是被特务揪出来，像拎小鸡似的拖走。哭声、骂声、皮靴踩地板的“噔噔”声，混着雨后的霉味，把清明搅成了鬼节——家家户户关着门，连窗户都不敢开条缝。
一夜过去，一百二十八人被押进76号。地下室的三间黑屋当了牢房，水泥地凉得能冰透骨头，没有床，没有草垫，人挤人坐着，肩膀贴肩膀，呼吸里全是汗臭和霉味，跟圈里的牲口没两样。天刚亮，审讯就开了始。
刑讯室在地下室最里头，门一推，血腥味和焦糊味就冲得人睁不开眼。有人被铁链吊在房梁上，衣服被鞭子抽得稀烂，血顺着脚踝滴在地上，积了小水洼；有人泡在水牢里，水齐腰深，嘴唇冻得发紫，特务还用木棍往他身上戳；烙铁烧得通红，按在皮肤上“滋啦”响，白烟裹着焦肉味，听得人牙酸；竹签往指甲缝里插，每插一根，就有人惨叫，声音穿透墙壁，牢房里的人都忍不住打哆嗦。
刑讯科的人红了眼，刑具换了一样又一样，就问两件事：电台密码本，暗杀名单。
陈恭澍是第一个垮的。他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刚开始还硬气，鞭子抽得浑身是血也不吭一声，可当特务把烧红的烙铁凑到他脸前时，他“咚”地就跪了。第三天早上，他跪在影佐祯昭面前，头磕得“咚咚”响，求着饶，后来换了身76号的黑夹克，站在刑讯室门口看同僚被折磨，眼神木愣愣的，半分愧色都没有。
剩下的百来号人，没一个像他那样软。有人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还咬着牙骂“汉奸走狗”；有人被拉到院子里，枪口对着太阳穴，问最后一遍“说不说”，还是那句“老子宁死不做卖国贼”。最后这些人全被装了卡车，拉到郊外的乱葬岗——有的被枪决，子弹打在太阳穴上，血溅在荒草里；有的被活埋，土埋到胸口还在骂，直到土没过头顶，才没了声音。
只有十来个人逃了出来。有人顺着联络站的地道爬，爬了三个小时，从郊区的菜地里钻出来，浑身是泥，连眼睛都睁不开；有人被老百姓藏在柴房里，特务搜上门时，老乡抱着孩子挡在门口，说“这是我远房侄子，来走亲戚的”，硬是把特务骗走；还有人躲在教堂钟楼里，饿了三天，靠神父给的干面包活下来，等风声过了，才趁着夜色离开上海。
第二天，上海的伪报纸登了“黑名单”，头版头条，宋体字加粗：“通军统者，一命抵三命”。下面还写着，窝藏军统、传情报的，不管老人孩子，全家都得死。报纸一出来，商铺关了一半，老百姓走在街上，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前几天就有个卖菜的，因为多嘴说了句“76号又抓人了”，就被拖走了，至今没回来。
重庆，军统总部的办公室里，戴笠摔了茶杯。青花瓷杯砸在地上，碎片溅得到处都是，茶水把桌上的电报泡得发皱。“王天木、陈恭澍！这两个草包！生虫的拐杖！”他吼得嗓子都哑了，额头上的青筋突突跳，拳头攥得太紧，指甲嵌进肉里，渗出血来，“钉上军统的耻辱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骂完，戴笠立刻让人查上海区的残部，又把陈公书从北平调了过来。没人知道，陈公书是他埋了三年的暗棋，早混进了伪政权，这次去上海，是要重新搭起联络网。他还派了马可迪、邱国锋去上海，让他们带电台、带经费，悄悄进法租界——可刚下火车就被特务盯上了，是陈恭澍泄的密。民国三十年二月，马可迪和邱国锋在龙华刑场被枪决，临刑前，马可迪对着特务骂了句“老子下辈子还杀汉奸”，枪声一响，血洒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戴笠咬着牙，又从“江山系”调了几个亲信去上海，还找了青帮、洪门的把头，连报社记者、银行职员都拉了进来——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肯跟日本人、汉奸对着干，就用。这些人不进军统编制，戴笠叫他们“雇佣人员”，用完就散，不留痕迹，跟扔在战场上的炸弹似的，炸完就没人管。
军统开始反击，可每次都差了点。
第一次在76号门口埋伏，要杀李士群。特务们摸清了路线，知道他每天早上八点坐车去伪政府，就藏在杂货店二楼，拿着狙击枪对准路口。可那天李士群换了车，改了路线，扳机扣下去，只打穿了路过黄包车的车篷，车夫吓得趴在地上，半天没敢起来。
第二次在南京路“丽都”舞厅，目标是丁默邨。他
二战时期沪上的清明，总裹着股钻骨的湿寒，民国二十九年这夜，寒得尤其狠。天还没亮，夜是泼开的浓墨，压得法租界的梧桐树抬不起头，叶子蔫蔫垂着，连风都缩在巷口不敢动。树影里藏的不是清明该有的纸灰气，是刀背蹭过月光的冷光，是枪口堵着的黑，还有一张网——顺着弄堂拐角、商铺门缝往紧收，网绳是76号特务的黑制服，网眼里卡着军统的暗号，网心就拴在极司非尔路那栋洋楼的地下室，灯亮得能刺得人睁不开眼。
极司非尔路76号，沪上人私下叫它“阎王殿”，此刻地下室的烟味浓得呛人。影佐祯昭陷在皮椅里，米黄色军装熨得没有一丝褶子，金扣子泛着冷光，手指夹的烟烧到滤嘴，烫了手也没动，眼睛盯着桌上的上海地图，冷得像刚从北海道冰湖里捞出来。地图上红铅笔圈了二十七个点，从霞飞路的小洋楼到外滩中国银行的后门，全是军统上海区的根脉，每个圈都像浸了血，要往纸外渗。
李士群和丁默邨分坐两边，黑中山装的袖口都脏了，不知是咖啡渍还是蹭的灰。李士群摩挲着空烟盒，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老高，最长那根还冒着青烟；丁默邨垂着眼，手指在桌沿乱敲，节奏慌得像漏了拍的心跳，偶尔抬眼，眼底的阴狠才漏出来一点，又飞快藏回去。
“‘蛛网’计划，今夜收网。”影佐祯昭开口，日语混着中文，硬邦邦砸在地上。话刚落，外头就传来马达轰鸣，轮胎碾过积水路面，溅起的泥点子顺着墙根流进下水道，嗡嗡响，像谁闷在暗处哭。
是吴四宝来了。十二辆卡车停在门口，三百多个特务挤在车厢里，篷布掀开，枪口露在外头，脸都凶得要吃人。吴四宝跳下来，短款黑夹克敞着怀，腰间别着两把毛瑟枪，胡茬没刮，吼了声“行动”，特务们就跟饿疯的狼似的，顺着街巷扑出去。
霞飞路128号先遭了殃。特务踹门时，门板“哐当”撞在墙上，木屑飞了一地。军统的老张刚从梦里惊醒，手还没碰到枕头下的枪，就被两个特务按在地上，枪口顶在太阳穴，凉得刺骨。他挣扎着骂了句“汉奸”，脸上就挨了一巴掌，血顺着嘴角流进衣领，黏在皮肤上，又冷又腥。
华中新闻社的灯还亮着，小陈对着电台发报，“滴滴”声在夜里格外清。突然窗户被砸破，玻璃碎片落在发报机上，特务冲进来抢电台，电线被扯得噼里啪啦响。小陈要扑上去，被枪托砸中后背，“咚”地跪在地上，抬头就看见老周被按在桌角，嘴角淌着血，手里还攥着藏密码本的钢笔——直到特务硬生生掰断他的手指，钢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水洇开，黑得像块疤。
外滩中国银行的枪声最密。特务从正门、侧门一起冲，门口的两个哨兵没来得及扣扳机就倒了，血顺着台阶流，混在积水里，把半条街都染成了红的。楼里的人往楼梯间跑，往储物柜里躲，还是被特务揪出来，像拎小鸡似的拖走。哭声、骂声、皮靴踩地板的“噔噔”声，混着雨后的霉味，把清明搅成了鬼节——家家户户关着门，连窗户都不敢开条缝。
一夜过去，一百二十八人被押进76号。地下室的三间黑屋当了牢房，水泥地凉得能冰透骨头，没有床，没有草垫，人挤人坐着，肩膀贴肩膀，呼吸里全是汗臭和霉味，跟圈里的牲口没两样。天刚亮，审讯就开了始。
刑讯室在地下室最里头，门一推，血腥味和焦糊味就冲得人睁不开眼。有人被铁链吊在房梁上，衣服被鞭子抽得稀烂，血顺着脚踝滴在地上，积了小水洼；有人泡在水牢里，水齐腰深，嘴唇冻得发紫，特务还用木棍往他身上戳；烙铁烧得通红，按在皮肤上“滋啦”响，白烟裹着焦肉味，听得人牙酸；竹签往指甲缝里插，每插一根，就有人惨叫，声音穿透墙壁，牢房里的人都忍不住打哆嗦。
刑讯科的人红了眼，刑具换了一样又一样，就问两件事：电台密码本，暗杀名单。
陈恭澍是第一个垮的。他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刚开始还硬气，鞭子抽得浑身是血也不吭一声，可当特务把烧红的烙铁凑到他脸前时，他“咚”地就跪了。第三天早上，他跪在影佐祯昭面前，头磕得“咚咚”响，求着饶，后来换了身76号的黑夹克，站在刑讯室门口看同僚被折磨，眼神木愣愣的，半分愧色都没有。
剩下的百来号人，没一个像他那样软。有人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还咬着牙骂“汉奸走狗”；有人被拉到院子里，枪口对着太阳穴，问最后一遍“说不说”，还是那句“老子宁死不做卖国贼”。最后这些人全被装了卡车，拉到郊外的乱葬岗——有的被枪决，子弹打在太阳穴上，血溅在荒草里；有的被活埋，土埋到胸口还在骂，直到土没过头顶，才没了声音。
只有十来个人逃了出来。有人顺着联络站的地道爬，爬了三个小时，从郊区的菜地里钻出来，浑身是泥，连眼睛都睁不开；有人被老百姓藏在柴房里，特务搜上门时，老乡抱着孩子挡在门口，说“这是我远房侄子，来走亲戚的”，硬是把特务骗走；还有人躲在教堂钟楼里，饿了三天，靠神父给的干面包活下来，等风声过了，才趁着夜色离开上海。
第二天，上海的伪报纸登了“黑名单”，头版头条，宋体字加粗：“通军统者，一命抵三命”。下面还写着，窝藏军统、传情报的，不管老人孩子，全家都得死。报纸一出来，商铺关了一半，老百姓走在街上，话都不敢多说一句——前几天就有个卖菜的，因为多嘴说了句“76号又抓人了”，就被拖走了，至今没回来。
重庆，军统总部的办公室里，戴笠摔了茶杯。青花瓷杯砸在地上，碎片溅得到处都是，茶水把桌上的电报泡得发皱。“王天木、陈恭澍！这两个草包！生虫的拐杖！”他吼得嗓子都哑了，额头上的青筋突突跳，拳头攥得太紧，指甲嵌进肉里，渗出血来，“钉上军统的耻辱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骂完，戴笠立刻让人查上海区的残部，又把陈公书从北平调了过来。没人知道，陈公书是他埋了三年的暗棋，早混进了伪政权，这次去上海，是要重新搭起联络网。他还派了马可迪、邱国锋去上海，让他们带电台、带经费，悄悄进法租界——可刚下火车就被特务盯上了，是陈恭澍泄的密。民国三十年二月，马可迪和邱国锋在龙华刑场被枪决，临刑前，马可迪对着特务骂了句“老子下辈子还杀汉奸”，枪声一响，血洒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戴笠咬着牙，又从“江山系”调了几个亲信去上海，还找了青帮、洪门的把头，连报社记者、银行职员都拉了进来——不管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肯跟日本人、汉奸对着干，就用。这些人不进军统编制，戴笠叫他们“雇佣人员”，用完就散，不留痕迹，跟扔在战场上的炸弹似的，炸完就没人管。
军统开始反击，可每次都差了点。
第一次在76号门口埋伏，要杀李士群。特务们摸清了路线，知道他每天早上八点坐车去伪政府，就藏在杂货店二楼，拿着狙击枪对准路口。可那天李士群换了车，改了路线，扳机扣下去，只打穿了路过黄包车的车篷，车夫吓得趴在地上，半天没敢起来。
第二次在南京路“丽都”舞厅，目标是丁默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