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通宝”的铸造与推行，如同为帝国的经济血脉注入了强心剂，使得交易有了统一、可靠的价值尺度。然而，陈衍与朝中重臣们很快意识到，若要这经济血脉真正畅通无阻，仅仅统一钱币是远远不够的。在市井坊间，在官府仓库，在田亩清丈之中，另一个同样混乱且危害巨大的问题日益凸显——那便是度量衡的极度不统一。
前朝数百年的动荡与割据，使得各地度量衡标准千差万别。同样一“斗”，在关中、在河东、在河西，其实际容量可能相差甚远；一“尺”之长，一“斤”之重，亦是无有定准。奸商猾吏借此上下其手，大进小出，盘剥百姓，欺瞒官府。征收赋税时，用的是“官斗”、“官秤”，往往比市面通行者更大、更重；发放粮饷俸禄时，则可能改用小斗短秤。民间交易更是纠纷不断，争吵斗殴皆因于此。这种混乱，严重阻碍了商业发展，腐蚀了赋税公平，也侵蚀着新朝的统治根基。
这一日，度支尚书李繁在禀报新钱推行情况时，面带忧色地提到了另一个难题：“陛下，新钱推行虽初见成效，然各地征收租调（粮食、绢帛），仍因斗斛、尺秤不一，弊端丛生。河东郡上报田租三千石，按其地大斗，实则不足两千五百石；而发放陇西军饷若按京中小斗，则士卒所得锐减，必生怨言！此弊不除，新钱之利，恐折半矣！”
陈衍闻言，眉头紧锁。他来自现代，更深知标准化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度量衡的混乱，比货币混乱更为隐蔽，却也更为基础，它直接挑战着公平和秩序。
“岂能如此！”陈衍沉声道，“朕统一天下，岂能容度量衡各自为政？此事关乎赋税、关乎民生、关乎朝廷信誉，必须彻底统一！”
他立即下令，由尚书省总揽，工部牵头，度支、户部、太府寺（掌管皇室库藏，亦需标准度量）协同，并征召墨衡等精通工艺的专家，立即着手制定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标准如何定？”工部尚书请示。
“考订古制，参酌时宜，务求精准便民！”陈衍指示，“以当今关中通行、较为公允者为基础，略加调整，定为永兴官制。”
一场精密的考订工作随即展开。学者们翻检《汉书·律历志》等古籍，考证古代度量衡原器；工匠们则精心选择不易变形的硬木、青铜，开始制作标准器物的雏形。
最终，经过反复验证和测算，新的标准被确定下来：
度：以一枚黍粒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永兴尺，约合今23.1厘米），十尺为一丈。
量：以一千二百枚黍粒所占容积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永兴升，约合今600毫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衡：以一百枚黍粒的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永兴斤，约合今256克），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标准既定，工部与将作监、军器监集中最优秀的匠人，开始批量制作标准器。材料选用上乘的青铜或硬木，精心铸造雕刻。
度器：制作了标准铜尺、木尺，上刻分明刻度。
量器：铸造了标准铜斗、铜升、铜合，内壁光滑，容量精准。
衡器：制作了标准铜权（砝码），有一两、一斤、一钧等不同重量；同时制作了等臂式铜衡杆（天平）和新型的杆秤（称重更大之物），要求毫厘不差。
每一套标准器上，都铭刻有“永兴元年制”字样，以及工匠和监造官的姓名，以示负责，并防伪冒。
诏书随之颁布天下：“《永兴度衡量诏》：朕以寰宇混一，车书同轨，岂可度量异衡？今考订古制，制定永兴新度、量、衡……颁行天下，以为永式。自明年元月初一始，所有官私交易、田亩丈量、赋税征收、物资支给，皆需以新颁官制为准！敢有仍用旧制，或私造不合规制之器者，必惩不贷！”
诏书还规定：由朝廷统一制作一批标准器，颁发至各州、郡、县官府，作为地方校准之本。同时允许民间工匠依官制样式仿造度量衡器，但必须经官府校验、烙上官印后，方可上市售卖使用。
诏令下达，全国各州县衙门立刻忙碌起来。京都将作监制作的第一批标准器，由信使快马加鞭，护送前往各地。
长安东、西两市，成为了第一批推行新制的示范区。市令率领胥吏，带着崭新的标准铜斗、铜秤，来到各个商铺、货栈，当众校验。
“王记米铺，你这斗偏小一成！即刻销毁，换用官斗！”
“李记绸庄，你这尺长了半分！以后进货出货，需用此标准尺！”
商户们反应各异。一贯诚信经营的，自然欢迎，毕竟公平交易方能长久。而那些惯于弄虚作假的奸商，则如丧考妣，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作弊的工具被当众砸毁或没收。
在州县乡村，新标准的推行则伴随着更多的困惑与缓慢的适应。收租税的胥吏带来了官斗官秤，农民们围在一旁，紧张地看着自家的粮食被倒入那陌生的、似乎更大的官斗中，用那冰冷的官秤称量。
“这新斗……好像比咱以前用的大啊？”老农嘀咕着，心里计算着自家要多交多少粮食。
胥吏则大声宣读诏书：“陛下统一度量，就是为了公平！以后全天下都用一样的斗，一样的秤！谁也别想占便宜，谁也不会吃亏！”
虽然初期难免有怨言和不解，但朝廷态度坚决，御史巡查严密，使得新标准得以强力推行。
更大的意义体现在商贸和税收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终于可以使用同一套标准进行交易，减少了无数的争吵和欺诈，信任度大大提高，跨区域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官府在征收赋税、发放俸饷、管理仓库时，也有了清晰统一的依据，贪官污吏利用度量衡做手脚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一套精确、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同为帝国的经济生活安装了一套精准的仪表盘。它虽然不如货币改革那般引人注目，却以一种更基础、更深刻的方式，规范着市场秩序，保障着公平正义，提高着行政效率，默默地支撑着“永兴通宝”的流通和租庸调制的运行。帝国的肌体，在这些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标准化进程中，变得更加协调、高效和健康。
前朝数百年的动荡与割据，使得各地度量衡标准千差万别。同样一“斗”，在关中、在河东、在河西，其实际容量可能相差甚远；一“尺”之长，一“斤”之重，亦是无有定准。奸商猾吏借此上下其手，大进小出，盘剥百姓，欺瞒官府。征收赋税时，用的是“官斗”、“官秤”，往往比市面通行者更大、更重；发放粮饷俸禄时，则可能改用小斗短秤。民间交易更是纠纷不断，争吵斗殴皆因于此。这种混乱，严重阻碍了商业发展，腐蚀了赋税公平，也侵蚀着新朝的统治根基。
这一日，度支尚书李繁在禀报新钱推行情况时，面带忧色地提到了另一个难题：“陛下，新钱推行虽初见成效，然各地征收租调（粮食、绢帛），仍因斗斛、尺秤不一，弊端丛生。河东郡上报田租三千石，按其地大斗，实则不足两千五百石；而发放陇西军饷若按京中小斗，则士卒所得锐减，必生怨言！此弊不除，新钱之利，恐折半矣！”
陈衍闻言，眉头紧锁。他来自现代，更深知标准化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度量衡的混乱，比货币混乱更为隐蔽，却也更为基础，它直接挑战着公平和秩序。
“岂能如此！”陈衍沉声道，“朕统一天下，岂能容度量衡各自为政？此事关乎赋税、关乎民生、关乎朝廷信誉，必须彻底统一！”
他立即下令，由尚书省总揽，工部牵头，度支、户部、太府寺（掌管皇室库藏，亦需标准度量）协同，并征召墨衡等精通工艺的专家，立即着手制定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标准如何定？”工部尚书请示。
“考订古制，参酌时宜，务求精准便民！”陈衍指示，“以当今关中通行、较为公允者为基础，略加调整，定为永兴官制。”
一场精密的考订工作随即展开。学者们翻检《汉书·律历志》等古籍，考证古代度量衡原器；工匠们则精心选择不易变形的硬木、青铜，开始制作标准器物的雏形。
最终，经过反复验证和测算，新的标准被确定下来：
度：以一枚黍粒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永兴尺，约合今23.1厘米），十尺为一丈。
量：以一千二百枚黍粒所占容积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永兴升，约合今600毫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衡：以一百枚黍粒的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永兴斤，约合今256克），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标准既定，工部与将作监、军器监集中最优秀的匠人，开始批量制作标准器。材料选用上乘的青铜或硬木，精心铸造雕刻。
度器：制作了标准铜尺、木尺，上刻分明刻度。
量器：铸造了标准铜斗、铜升、铜合，内壁光滑，容量精准。
衡器：制作了标准铜权（砝码），有一两、一斤、一钧等不同重量；同时制作了等臂式铜衡杆（天平）和新型的杆秤（称重更大之物），要求毫厘不差。
每一套标准器上，都铭刻有“永兴元年制”字样，以及工匠和监造官的姓名，以示负责，并防伪冒。
诏书随之颁布天下：“《永兴度衡量诏》：朕以寰宇混一，车书同轨，岂可度量异衡？今考订古制，制定永兴新度、量、衡……颁行天下，以为永式。自明年元月初一始，所有官私交易、田亩丈量、赋税征收、物资支给，皆需以新颁官制为准！敢有仍用旧制，或私造不合规制之器者，必惩不贷！”
诏书还规定：由朝廷统一制作一批标准器，颁发至各州、郡、县官府，作为地方校准之本。同时允许民间工匠依官制样式仿造度量衡器，但必须经官府校验、烙上官印后，方可上市售卖使用。
诏令下达，全国各州县衙门立刻忙碌起来。京都将作监制作的第一批标准器，由信使快马加鞭，护送前往各地。
长安东、西两市，成为了第一批推行新制的示范区。市令率领胥吏，带着崭新的标准铜斗、铜秤，来到各个商铺、货栈，当众校验。
“王记米铺，你这斗偏小一成！即刻销毁，换用官斗！”
“李记绸庄，你这尺长了半分！以后进货出货，需用此标准尺！”
商户们反应各异。一贯诚信经营的，自然欢迎，毕竟公平交易方能长久。而那些惯于弄虚作假的奸商，则如丧考妣，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作弊的工具被当众砸毁或没收。
在州县乡村，新标准的推行则伴随着更多的困惑与缓慢的适应。收租税的胥吏带来了官斗官秤，农民们围在一旁，紧张地看着自家的粮食被倒入那陌生的、似乎更大的官斗中，用那冰冷的官秤称量。
“这新斗……好像比咱以前用的大啊？”老农嘀咕着，心里计算着自家要多交多少粮食。
胥吏则大声宣读诏书：“陛下统一度量，就是为了公平！以后全天下都用一样的斗，一样的秤！谁也别想占便宜，谁也不会吃亏！”
虽然初期难免有怨言和不解，但朝廷态度坚决，御史巡查严密，使得新标准得以强力推行。
更大的意义体现在商贸和税收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终于可以使用同一套标准进行交易，减少了无数的争吵和欺诈，信任度大大提高，跨区域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官府在征收赋税、发放俸饷、管理仓库时，也有了清晰统一的依据，贪官污吏利用度量衡做手脚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一套精确、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同为帝国的经济生活安装了一套精准的仪表盘。它虽然不如货币改革那般引人注目，却以一种更基础、更深刻的方式，规范着市场秩序，保障着公平正义，提高着行政效率，默默地支撑着“永兴通宝”的流通和租庸调制的运行。帝国的肌体，在这些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标准化进程中，变得更加协调、高效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