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风还带着几分凉意，却已悄悄褪去了冬日的凛冽，吹得市教育学院楼下的玉兰花苞鼓鼓囊囊，淡粉色的花萼裹着洁白的花瓣，像是随时会绽出满树温柔。江念初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攥着一本厚厚的《校园性别平等评估手册》，封面上“关注每一个孩子的需求”几个加粗字体，是她特意让设计部调整的——这背后藏着舅舅林朝阳的心意，此刻指尖触到纸面，还能想起舅舅坐在家里的小板凳上，用满是老茧的手翻着评估草稿，轻声说“念初，这东西要是能帮到语安、语宁、志鹏他们这样的孩子，舅舅就没白琢磨”的模样。
今天是“校园性别平等评估体系”在10所试点学校推广的关键日子，100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评估员坐在会议室里，校服袖口别着的“评估员”徽章闪着微光。这些孩子大多是初中生，眼神里带着少年人的朝气与认真，此刻正围着桌上的评估量表小声讨论，有人指着“特殊需求适配度”的指标问同伴：“这个‘适配度’是要观察什么呀？”江念初深吸一口气，推开会议室的门，脚步声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清晰，原本的议论声瞬间停了下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各位同学上午好，我是江念初，也是这次评估体系的设计者。”她走到讲台前，将手册轻轻放在桌上，目光扫过台下的孩子们，“在正式开始培训前，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两位对我影响很深的长辈——我的母亲林晚星，和我的舅舅林朝阳。我的母亲今年64岁，是龙华重点中学的教师，在讲台前站了整整36年。从青涩的青年教师到学校的骨干教师，她教过的学生从懵懂少年长成医生、教师、工程师，遍布各行各业，却始终记着一句话：‘教育不是筛选，而是照亮，每个孩子都该被看见。’而我的舅舅林朝阳，今年61岁，干了一辈子工地，从哈尔滨的老厂房翻新到新建小区的地基浇筑，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他是我家10岁的陈志鹏、7岁的陈语安和陈语宁最亲近的舅公，舅妈许晓晓则是孩子们贴心的舅婆，夫妻俩总爱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舅舅讲工地趣事教孩子‘踏实做事’，舅妈缝补衣物、准备零食，把孩子们宠得不行。”
台下的孩子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江念初继续说：“去年冬天，我跟母亲聊起想设计‘校园性别平等评估体系’，她当时正在批改作业，抬头跟我说：‘评估不能只看表面的“平等”，比如男生女生是不是都有发言机会，更要看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就像志鹏小时候怕黑，得留着小夜灯才能睡着；语安认生，要慢慢熟悉才肯说话，学校里的孩子也会有自己的小需求，这些都得照顾到。’母亲教了36年书，连自家孙辈的小习惯都能联想到学生，这份细腻，成了我设计评估体系的核心。”
说到这里，江念初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怀念：“而提醒我把‘特殊需求’做得更细的，正是舅舅林朝阳。去年冬天开始，舅舅总说头疼，一开始以为是工地上累的，扛着没去看，后来疼得夜里睡不着，在哈尔滨去了好多家医院，做了CT、核磁共振，都没查出根由，更没办法根治。我母亲急得睡不着，天天给舅舅打电话：‘你别在工地上硬扛了，来深圳，我陪你去医科大看，这边的专家多，总能找到办法——语安、语宁、志鹏他们还等着跟你学搭积木，跟你舅妈学包饺子呢！’”
“我母亲教了36年书，最知道‘拖延’的坏处，她怕舅舅的头疼拖成大病，去年年底特意回了趟哈尔滨，硬是把舅舅和舅妈许晓晓接来了深圳。舅妈今年57岁，一辈子跟着舅舅在工地附近的出租屋住，日子过得朴素却温暖，来深圳前还反复问：‘会不会麻烦你们？你妈还要教书，语安他们要上学，别耽误了。’我母亲当时就红了眼，说：‘我教36年书，教的是孩子，可我也是你姐，弟弟的身体、孩子们的舅公舅婆，比什么都重要。’”
江念初拿起桌上的评估手册，翻到“特殊需求适配度”那一页，指尖轻轻划过上面的指标：“舅舅来深圳后，没去景点逛过，每天要么去医院做检查，要么就坐在家里陪孩子们搭积木。有次我下班回家，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对着‘特殊学生’的定义查字典，手里还拿着志鹏的积木，在纸上画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他在纸上写着‘工地里有腿不好的工友，会多给他们安排轻点的活；学校里有特殊孩子，是不是也该有“轻点的任务”？就像语安搭积木慢，我会多等她一会儿，舅妈会在旁边递零件，学校也该多给孩子点时间和耐心。’就是这句话，让我在评估里加了‘个性化任务适配’这一项——比如给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设计‘短时间小任务’，给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安排‘实践类作业’。”
她顿了顿，想起母亲、舅舅舅妈和孩子们的日常：“有天晚上，母亲备课到半夜，看见舅舅还在看评估草稿，舅妈坐在旁边缝补志鹏的校服，身边放着语安画的‘全家福’（画里舅公戴着安全帽，舅婆牵着语安的手，志鹏举着积木塔吊），就跟舅舅说：‘你一辈子在工地干体力活，怎么还懂这些？’舅舅笑着说：‘我不懂教育，但我懂孩子——志鹏怕黑，我就跟他说工地的灯很亮；语宁爱闹，我和你舅妈就陪她玩捉迷藏，学校里的孩子也一样，得顺着他们的性子来。你教36年书，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我母亲当时就哭了，说：‘还是你懂我。’”
培训进行到一半，江念初宣布休息15分钟。孩子们立刻分散开来，有的围在一起讨论评估量表的细节，有的跑过来问她：“江老师，林奶奶教了36年书，一定很温柔吧？舅公舅婆是不是特别疼小朋友？”江念初笑着点头：“我母亲上课很认真，但从不批评孩子，总是笑着说‘再试试’；舅公舅婆对孩子们可好了，舅公每天给志鹏讲工地的故事，舅婆每天给语安、语宁削苹果、梳小辫，孩子们每天放学都先找舅公舅婆报到。”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家公陈斌”的名字。江念初心里“咯噔”一下——陈斌平时很少在她工作时打电话，除非有急事。她跟身边的孩子说了声“抱歉”，快步走到会议室角落，按下接听键，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爸，怎么了？是不是妈那边有什么事？还是孩子们……”
电话那头的沉默比任何声音都让人不安。过了几秒，陈斌哽咽的声音才传过来，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念初……你……你舅舅……走了……早上五点多在医院里，你舅妈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医生说走得很安详，没受什么罪……你妈现在在医院陪着你舅妈，哭得站不起来，嘴里还念叨着‘语安他们没舅公了’，你赶紧回来吧……”
“舅舅”两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江念初心上，她手里的评估手册“啪”地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会议室里的喧闹瞬间消失，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心跳声，还有陈斌在电话里模糊的安慰。她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散落的手册上，晕开了油墨字迹——那些母亲教她的“照亮每个孩子”，那些舅舅舅妈对孩子们的疼爱，那些孩子们黏着舅公舅婆的笑脸，此刻都变得模糊又刺眼。
她想起上个月舅舅舅妈刚到深圳那天，志鹏扑在舅舅怀里，举着积木说“舅公，你教我搭工地塔吊”；语安和语宁围着舅妈，扯着她的衣角要吃哈尔滨的奶糖；想起舅舅在医院做核磁共振前，还跟舅妈说“别告诉姐我头疼加重了，也别告诉孩子们，他们还等着我陪他们放风筝，等着跟你学包饺子”；想起昨天去医院时，舅舅还拿着语安画的“全家福”，用颤抖的手指指着评估手册说“这里可以加个问题，问问孩子
今天是“校园性别平等评估体系”在10所试点学校推广的关键日子，100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评估员坐在会议室里，校服袖口别着的“评估员”徽章闪着微光。这些孩子大多是初中生，眼神里带着少年人的朝气与认真，此刻正围着桌上的评估量表小声讨论，有人指着“特殊需求适配度”的指标问同伴：“这个‘适配度’是要观察什么呀？”江念初深吸一口气，推开会议室的门，脚步声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清晰，原本的议论声瞬间停了下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各位同学上午好，我是江念初，也是这次评估体系的设计者。”她走到讲台前，将手册轻轻放在桌上，目光扫过台下的孩子们，“在正式开始培训前，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两位对我影响很深的长辈——我的母亲林晚星，和我的舅舅林朝阳。我的母亲今年64岁，是龙华重点中学的教师，在讲台前站了整整36年。从青涩的青年教师到学校的骨干教师，她教过的学生从懵懂少年长成医生、教师、工程师，遍布各行各业，却始终记着一句话：‘教育不是筛选，而是照亮，每个孩子都该被看见。’而我的舅舅林朝阳，今年61岁，干了一辈子工地，从哈尔滨的老厂房翻新到新建小区的地基浇筑，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他是我家10岁的陈志鹏、7岁的陈语安和陈语宁最亲近的舅公，舅妈许晓晓则是孩子们贴心的舅婆，夫妻俩总爱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舅舅讲工地趣事教孩子‘踏实做事’，舅妈缝补衣物、准备零食，把孩子们宠得不行。”
台下的孩子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江念初继续说：“去年冬天，我跟母亲聊起想设计‘校园性别平等评估体系’，她当时正在批改作业，抬头跟我说：‘评估不能只看表面的“平等”，比如男生女生是不是都有发言机会，更要看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就像志鹏小时候怕黑，得留着小夜灯才能睡着；语安认生，要慢慢熟悉才肯说话，学校里的孩子也会有自己的小需求，这些都得照顾到。’母亲教了36年书，连自家孙辈的小习惯都能联想到学生，这份细腻，成了我设计评估体系的核心。”
说到这里，江念初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怀念：“而提醒我把‘特殊需求’做得更细的，正是舅舅林朝阳。去年冬天开始，舅舅总说头疼，一开始以为是工地上累的，扛着没去看，后来疼得夜里睡不着，在哈尔滨去了好多家医院，做了CT、核磁共振，都没查出根由，更没办法根治。我母亲急得睡不着，天天给舅舅打电话：‘你别在工地上硬扛了，来深圳，我陪你去医科大看，这边的专家多，总能找到办法——语安、语宁、志鹏他们还等着跟你学搭积木，跟你舅妈学包饺子呢！’”
“我母亲教了36年书，最知道‘拖延’的坏处，她怕舅舅的头疼拖成大病，去年年底特意回了趟哈尔滨，硬是把舅舅和舅妈许晓晓接来了深圳。舅妈今年57岁，一辈子跟着舅舅在工地附近的出租屋住，日子过得朴素却温暖，来深圳前还反复问：‘会不会麻烦你们？你妈还要教书，语安他们要上学，别耽误了。’我母亲当时就红了眼，说：‘我教36年书，教的是孩子，可我也是你姐，弟弟的身体、孩子们的舅公舅婆，比什么都重要。’”
江念初拿起桌上的评估手册，翻到“特殊需求适配度”那一页，指尖轻轻划过上面的指标：“舅舅来深圳后，没去景点逛过，每天要么去医院做检查，要么就坐在家里陪孩子们搭积木。有次我下班回家，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对着‘特殊学生’的定义查字典，手里还拿着志鹏的积木，在纸上画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他在纸上写着‘工地里有腿不好的工友，会多给他们安排轻点的活；学校里有特殊孩子，是不是也该有“轻点的任务”？就像语安搭积木慢，我会多等她一会儿，舅妈会在旁边递零件，学校也该多给孩子点时间和耐心。’就是这句话，让我在评估里加了‘个性化任务适配’这一项——比如给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设计‘短时间小任务’，给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安排‘实践类作业’。”
她顿了顿，想起母亲、舅舅舅妈和孩子们的日常：“有天晚上，母亲备课到半夜，看见舅舅还在看评估草稿，舅妈坐在旁边缝补志鹏的校服，身边放着语安画的‘全家福’（画里舅公戴着安全帽，舅婆牵着语安的手，志鹏举着积木塔吊），就跟舅舅说：‘你一辈子在工地干体力活，怎么还懂这些？’舅舅笑着说：‘我不懂教育，但我懂孩子——志鹏怕黑，我就跟他说工地的灯很亮；语宁爱闹，我和你舅妈就陪她玩捉迷藏，学校里的孩子也一样，得顺着他们的性子来。你教36年书，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我母亲当时就哭了，说：‘还是你懂我。’”
培训进行到一半，江念初宣布休息15分钟。孩子们立刻分散开来，有的围在一起讨论评估量表的细节，有的跑过来问她：“江老师，林奶奶教了36年书，一定很温柔吧？舅公舅婆是不是特别疼小朋友？”江念初笑着点头：“我母亲上课很认真，但从不批评孩子，总是笑着说‘再试试’；舅公舅婆对孩子们可好了，舅公每天给志鹏讲工地的故事，舅婆每天给语安、语宁削苹果、梳小辫，孩子们每天放学都先找舅公舅婆报到。”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家公陈斌”的名字。江念初心里“咯噔”一下——陈斌平时很少在她工作时打电话，除非有急事。她跟身边的孩子说了声“抱歉”，快步走到会议室角落，按下接听键，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爸，怎么了？是不是妈那边有什么事？还是孩子们……”
电话那头的沉默比任何声音都让人不安。过了几秒，陈斌哽咽的声音才传过来，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念初……你……你舅舅……走了……早上五点多在医院里，你舅妈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医生说走得很安详，没受什么罪……你妈现在在医院陪着你舅妈，哭得站不起来，嘴里还念叨着‘语安他们没舅公了’，你赶紧回来吧……”
“舅舅”两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江念初心上，她手里的评估手册“啪”地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会议室里的喧闹瞬间消失，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心跳声，还有陈斌在电话里模糊的安慰。她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散落的手册上，晕开了油墨字迹——那些母亲教她的“照亮每个孩子”，那些舅舅舅妈对孩子们的疼爱，那些孩子们黏着舅公舅婆的笑脸，此刻都变得模糊又刺眼。
她想起上个月舅舅舅妈刚到深圳那天，志鹏扑在舅舅怀里，举着积木说“舅公，你教我搭工地塔吊”；语安和语宁围着舅妈，扯着她的衣角要吃哈尔滨的奶糖；想起舅舅在医院做核磁共振前，还跟舅妈说“别告诉姐我头疼加重了，也别告诉孩子们，他们还等着我陪他们放风筝，等着跟你学包饺子”；想起昨天去医院时，舅舅还拿着语安画的“全家福”，用颤抖的手指指着评估手册说“这里可以加个问题，问问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