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治蜀与建兴年间的气象革新
汉祚倾颓的三国乱世，总有一些人物如星河砥柱，以一己之力撑持起一方天地的气运。蜀汉建兴年间的诸葛亮，便是这样一位“补天者”。
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时的“群星璀璨、兵甲殷盛”，到章武三年（223）的“栋梁摧折、国步维艰”，短短四年，曾经朝气蓬勃的蜀汉政权从巅峰骤然跌落谷底——关羽殒命荆州，张飞遇刺帐中，黄忠、法正、马良相继凋零，夷陵一役荆州兵团全军覆没，先主刘备含恨崩于白帝城。
九州鼎沸如汤，山河尺土无凭，危局之下，正是诸葛丞相以“五边形战士”的全能之姿（唯缺武力值），执掌起蜀汉这艘飘摇的航船，在建兴元年（223）五月开启了一段“扶衰起弊”的治世传奇。
面对人才凋敝、兵甲空匮、叛乱四起的残局，诸葛亮为蜀汉量身定制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八字总纲。
这八个字，看似轻浅，实则藏着拨乱反正的大智慧——唯有先让土地复苏、百姓安业，才能为这个濒于瘫痪的政权注入重生的底气。
而他践行此道的每一步，都浸透着“事必躬亲”的赤诚与“以身作则”的担当。
一、利在千秋：农桑盐铁的民生擘画
建兴初年的蜀地，百废待兴如荒塬盼雨。诸葛亮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要让百姓安居、国家富强，必先从滋养万物的土地与民生根基入手。
在农业领域，他推行“屯田与水利并行”的双轨之策，如春雨润田般唤醒蜀地的生机。
汉军特设“司金中郎将”，专司耕战器械的锻造，让农具更利农事、兵器更坚战事；
北伐期间，他又在汉中开辟屯田，让军粮“取之于地、用之于战”，解了长久征战的粮草之虞。而对蜀地农业至关重要的都江堰，诸葛亮更是倾注了非凡心力——他派遣一千二百名兵士常驻堰畔，专职维护水利，更在此间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都江堰官方管护机构。
汩汩岷江水经此疏导，浸润着成都平原的千顷良田，不仅撑起了蜀汉的“粮袋子”，这套“专人管护、依规修缮”的制度，更如一颗明珠，在后世千百年的治水史上熠熠生辉。
若说农业是蜀汉的“生命线”，那么蜀锦便是撑起国库的“黄金丝”。诸葛亮曾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他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蜀锦独步天下的经济价值——于是，成都平原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织锦官营作坊，万千织工以丝线为笔，在锦缎上织出蜀汉的繁华。彼时的成都，机杼声昼夜不绝，蜀锦经丝绸之路远销魏吴、乃至西域，为蜀汉换来了源源不断的军资与物资。
也正因这遍地锦绣，成都才有了“锦官城”“锦城”的雅称，这份因织锦而生的荣光，至今仍在天府之国的记忆里流淌。
而巴蜀大地上另一份“天赐之宝”——火井，更在诸葛亮手中绽放出别样光彩。所谓“火井”，实则是深埋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西汉扬雄《蜀都赋》中“火井龙湫”的记载，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了能源的伏笔。
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细致描摹过火井煮盐的奇景：“夜时光映山昭，投火辄雷鸣，火焰通耀数十里，取井火煮水，一觥得五短盐。”
这般神奇的资源，自然成了诸葛亮恢复盐政的关键。
夷陵战后，蜀地盐井多为豪强把控，诸葛亮便力推“盐铁官营”，将失控的盐井尽数收归朝廷。
临邛县的火井，曾因年久火势渐微，诸葛亮亲往勘察，一番整治后“火转盛热”，当地百姓以盆覆井、引火煮盐，盐产量大增。
南朝《异苑》中“诸葛亮一瞰而更盛”的记载，虽略带传奇色彩，却也印证了他对盐政的用心——西晋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赞其“千井齐甃，又何秘要”。
或许，诸葛亮真的在煮盐之法上有过精妙革新，只是那些智慧未能留诸史料，仅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煮盐画像砖上，留下了蜀地盐工繁忙劳作的剪影，供后人遥想当年的盛景。
即便是偏远的定笮县（今四川凉山州西部），诸葛亮也未忽视其盐铁之利。
此地“旧出盐铁及漆”，却因地处边陲，长期被夷帅掌控。待张嶷任越巂郡太守时，诸葛亮授其“恩威并施”之策——既以仁德收服民心，又以武力震慑豪强，终将盐、铁、漆等战略物资收归中央，更修栈道、通运输，让这些来自西南边陲的物资，经成都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成了北伐大军背后一股沉默却坚实的支撑。
二、清风满朝：廉政与法治的双重铸魂
经济的复苏如大厦之基，而廉政与法治，则是撑起大厦的梁柱。诸葛亮深知，若官吏贪腐、律法松弛，再殷实的家底也会被蛀空，再清明的政策也会沦为空谈。
于是，他以自身为镜，为蜀汉打磨出一面“廉洁奉公”的明镜，又以律法为尺，为这个政权划定了“赏罚分明”的准绳。
中国历史上，丞相自报家产者，诸葛亮当属第一人。北伐期间，他在前线给后主刘禅上《自表后主》，字字恳切如肺腑之言：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这便是蜀汉丞相的全部家产。
要知东汉末年，普通士族尚可坐拥数百亩良田，地方豪强更是“田连阡陌、膏腴万顷”，而诸葛亮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政者，家产竟只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对比同期的曹操——身为汉相却“挟天子以令诸侯”，封魏公时获十郡封地，进魏王时“设天子旌旗、驾六马”，其私产之丰，远非诸葛亮可比。
更难得的是，《三国志》载其“及卒，如其所言”——直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他的家产仍与表中所报分毫不差，这份“言出必行、终生清廉”的坚守，远比任何豪言壮语更有力量。
临终前，他更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没有宏大的陵墓，没有珍贵的陪葬，唯有一抔黄土、一身素衣，却为蜀汉官员树立了“俭以养德”的最高典范。
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汉朝堂刮起了一股清廉之风。后主刘禅曾想征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时任侍中的董允当即劝谏：“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
硬是让刘禅打消了念头；受诸葛亮栽培的费祎，后来官至大将军，却“家无私财，子弟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费祎之后的姜维，身为全军统帅，依旧“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从丞相到将帅，从朝堂到地方，蜀汉的廉洁风气如清风拂过，成了三国乱世中一抹难得的亮色。
廉政之外，法治是诸葛亮治蜀的另一柄“利剑”。
早在刘备入主成都时，他便牵头召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重臣，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根本律法《蜀科》；
建兴年间，他又细化出《法检》《科令》《军令》等规章，虽如今原文已佚，但其“从严治蜀、依法行事”的精神，却载于史册。
诸葛亮的“严”，绝非滥施刑罚，而是“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公平。彼时，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时奉行“宽政”，每年大赦天下，看似仁慈，实则是对豪强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纵容——益州的雍闿之流，皆因“宽政”而专权自恣，甚至兴兵作乱。
有人劝诸葛亮效仿前人“多施大赦”，他却坚定回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治乱之道不及赦’。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在他眼中，真正的“德政”，不是以大赦纵容罪恶，而是以律法守护公平——“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无论是亲贵还是庶民，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这般“开诚布公、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让蜀汉在乱世中拥有了难得的秩序与民心。
蜀汉灭亡后，西晋武帝司马炎曾问旧臣樊建：“诸葛亮治蜀何如？”
樊建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这十六字评价，便是对诸葛亮法治与廉政最中肯的褒奖。
三、全民皆兵：兵制革新的北伐根基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终究是权宜之计，诸葛亮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火焰。
要与雄踞北方的曹魏抗衡，仅凭经济复苏与朝堂清明尚不足够，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套适配的兵制，才是蜀汉立足的根本。
刘备入主益州之初，麾下军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随他入蜀的“荆州军团”，兵士多为荆州子弟，久经战阵，是能横跨荆益、机动作战的主力；
二是刘璋旧部中的“东州兵”，由汉末避乱入蜀的“南阳、三辅数万家”组成，同样是职业军人，战力不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建安二十四（219）襄樊之战中，东吴背盟，与曹魏联合攻杀关羽，荆州军团受到重创。到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惨败，荆州军团将领张南、冯习、傅肜等战死，荆州兵遭受灭顶之灾。东州兵亦于此役遭受极大伤亡。所以在刘备东征失败后，军队主力遭受空前损失，荆州兵和东州兵作为蜀汉建政时期两大军事支柱的作用实质上已经消失。
此外，蜀汉主力的军队来源地荆州被东吴所占，此后所能征发兵源之地仅存尚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益州一隅，这对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建兴初年，无论是为了让政权继续维持下去，还是为对抗北方强大的曹魏，作为掌舵者的诸葛亮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唯一的地盘——益州地区的人力，建立一支进可北伐、退能自守的军队。
当年刘备荆州兵团的组建，有个很大的来源是从北方逃难到荆襄地区的流民，但如今益州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没有大量流民可以收编；
其次，益州本土豪强根深蒂固，不少人口依附于他们势力之下，难以大量征召；
第三，西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但皆未在户籍，无法征召。基于这三点，诸葛亮能够利用的，只剩下蜀汉朝廷手中直接控制的编户民。
偏偏蜀汉地区人口为三国中最少，直到蜀汉灭亡，政府直接控制的在册人口也没超过百万人，其中还包括大量老弱妇孺，可供役使的成年精壮男丁大约只有20万左右。
要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全民皆兵。实行两汉征兵制度是诸葛亮执政时期为尽快恢复蜀汉军队元气而落实的兵制之一。
具体操作是将编户民中的壮丁全部纳入军籍，由朝廷制定制度轮番征调他们，被选中的即为战兵，未选中则为民，依次轮换。这种耕战合一的政策与两汉时期的兵制相似，例如西汉时刘邦的军制就是“南北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诸葛亮实行两汉时期的兵制，从实用角度的确可以解决蜀汉兵力空虚的问题，最大限度恢复军力。
采取耕战合一地轮番征调，可最大限度与壮丁征集地民众轮训，以最大限度可能不让征兵之事误了农时，才能保证国力根本。在政治上，蜀汉以大汉正统自居，兵制沿袭两汉自然也是一种正名之法，可谓一举两得。
但即使蜀汉征兵制度几乎已到“扫地为兵”的地步，仍无法弥补人口上与魏国的巨大差距，故而征召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夷兵”也成为其主要政策。
实际上早在汉末刘焉、刘璋父子执掌益州时期，就已使用大量夷兵投入作战，当年蜀郡豪强费氏作乱，刘焉就出动“青羌兵”迅速平叛；后逢董卓之乱，刘焉又以五千“叟兵”支援马腾讨伐董卓。
青羌、叟人都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刘焉还曾将三百“叟兵”作为礼物献给曹操。
到蜀汉政权建立后，所征召的夷兵主要由賨人和青羌人构成，前者居住于巴郡、汉中地区，其民“天性劲勇”；后者是古羌人中的一支，主要居住于南中地区。
与户籍兵不同的是，夷兵主要以部落为单位，通常以一个精壮的部落组成一军，性质属于职业兵或世袭兵。
如越嶲郡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而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则成为军队里的将校，有学者推断，蜀汉名将王平很可能就是賨人。其早年随巴西郡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依附曹操，后于汉中之战时投降刘备，诸葛亮时期，王平成为以青羌人为主的部队“无当飞军”统帅。
蜀汉的“特种部队”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兵源成为各大势力提升军事力量的关键，征召少数民族部落为兵的情况并不罕见。东吴多次大规模驱赶山越民出山，目的也是为了扩充兵源。
对于“小而寡民”的蜀汉而言，利用南中地区夷族部众作为兵源是一条捷径。蜀汉征发少数民族部落，通常以“家”为单位，将他们迁徙到蜀、汉中容易控制的地区。此外，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诸葛亮在广泛征召士兵的同时，还针对不同作战情况，训练出相应的“特种部队”。
第一支是“白毦兵”，其名见于兴年（226）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书信，提到永安都督陈到帐下所督军队为“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可知其在刘备生前，白毦兵就担任他的护卫工作。
诸葛亮信中又说“嫌其少也”，说明白毦兵人数不多。关于其来源，比较合理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认为是马超带来的羌人部队，因羌人广泛佩戴毦，而马超带来的部队人数有不会太多，较为符合记载；
其二是蜀汉建政后征召的西南少数民族部队，这也是蜀汉主要兵源之一，而白毦兵可能是其中非常精锐的一支，人数不多，却能担任护卫帝王的重任，其骁勇程度不难想象。
第二支是“中虎步兵”，记载见于《三国志·姜维传》。
北伐时期，诸葛亮给张裔、蒋琬写信，叮嘱他们等姜维抵达成都后，“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其构成兵员应该是用户籍兵里挑选精壮者进行训练而成的精锐步兵，部队的官长称为虎步监。
人数虽不多，但北伐期间这支步战劲旅，一度在渭水之战将司马懿打得丢盔卸甲。
第三支是“无当飞军”，其名源自《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从“青羌万馀家”作为“飞军”骨干和从蛮人到战士的转变推测，作为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不少人必然具备翻山越岭、攀树援壁的技能，而蜀汉北伐时军粮运输的一条，都会涉及翻山越岭的山地行军过程，能够发挥其特长。
《三国志》记载王平“统五部，位显成”，这支由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在街亭之战后，专门负责殿后，20世纪末，在今甘肃舟曲县立节镇牛年村出土过一方“无当司马”印，此地属于当年蜀相诸葛亮最激烈的陇山区域，这枚“无当司马”官印就是当年在前线作战的无当飞军百长所佩之物。
第四支是“元戎弩士”，也称“连弩士”。确切地说，这支队伍的主力不在于构成兵员，而在武器。据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对蜀汉军备进行过改造，“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据推测这种弩是一种十矢俱发，在当时能一次发射10支利箭的强弩。
1964年，在成都曾出土过一件蜀汉铭文青铜弩机，形制与一般汉弩机相似，但由山形器（铜质，弩刀是机）勾心组成，有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元戎弩士”所用的连弩神器。
不过从结构来看，出土文物还不具备能短距离连射、不卡壳、射速快、并有制动功能的特点，因此不是连弩。
不过可以认定的是，诸葛亮对弩进行改造，加强了军备，主要是针对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操时代，其麾下的虎豹骑就是一支突击劲旅，蜀汉军队想要在与骑兵的对抗中克敌制胜，必须在装备上拿出应对之策。
与曹魏相比，蜀汉骑兵数量、质量也不如曹魏，若北伐必须要经过地势险，而又狭窄的山谷地带时，蜀汉骑兵在此种地形上面对曹魏强大的骑兵，明显处于弱势，因此诸葛亮必须扬长避短，拿出一整套对付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魏时代，就是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都是有效针对骑兵进攻的防御战术装备。
蜀汉弓弩兵的确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大功，建兴九年（231），魏国名将张合追击蜀汉军队至木门道时，诸葛亮令部队弓弩齐发，身经百战的张合最终殒命于此。
从建兴元年开始府军到建兴五年《出师表》，诸葛亮用五年时间，从内政、外交、军事、人事多方面进行革新，使遭受灭顶之灾、朝不保夕的蜀汉政权得以迅速恢复元气。经过几年休养生息，至建兴五年（227），益州“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蜀汉的北伐大业箭已在弦。
汉祚倾颓的三国乱世，总有一些人物如星河砥柱，以一己之力撑持起一方天地的气运。蜀汉建兴年间的诸葛亮，便是这样一位“补天者”。
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时的“群星璀璨、兵甲殷盛”，到章武三年（223）的“栋梁摧折、国步维艰”，短短四年，曾经朝气蓬勃的蜀汉政权从巅峰骤然跌落谷底——关羽殒命荆州，张飞遇刺帐中，黄忠、法正、马良相继凋零，夷陵一役荆州兵团全军覆没，先主刘备含恨崩于白帝城。
九州鼎沸如汤，山河尺土无凭，危局之下，正是诸葛丞相以“五边形战士”的全能之姿（唯缺武力值），执掌起蜀汉这艘飘摇的航船，在建兴元年（223）五月开启了一段“扶衰起弊”的治世传奇。
面对人才凋敝、兵甲空匮、叛乱四起的残局，诸葛亮为蜀汉量身定制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八字总纲。
这八个字，看似轻浅，实则藏着拨乱反正的大智慧——唯有先让土地复苏、百姓安业，才能为这个濒于瘫痪的政权注入重生的底气。
而他践行此道的每一步，都浸透着“事必躬亲”的赤诚与“以身作则”的担当。
一、利在千秋：农桑盐铁的民生擘画
建兴初年的蜀地，百废待兴如荒塬盼雨。诸葛亮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要让百姓安居、国家富强，必先从滋养万物的土地与民生根基入手。
在农业领域，他推行“屯田与水利并行”的双轨之策，如春雨润田般唤醒蜀地的生机。
汉军特设“司金中郎将”，专司耕战器械的锻造，让农具更利农事、兵器更坚战事；
北伐期间，他又在汉中开辟屯田，让军粮“取之于地、用之于战”，解了长久征战的粮草之虞。而对蜀地农业至关重要的都江堰，诸葛亮更是倾注了非凡心力——他派遣一千二百名兵士常驻堰畔，专职维护水利，更在此间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都江堰官方管护机构。
汩汩岷江水经此疏导，浸润着成都平原的千顷良田，不仅撑起了蜀汉的“粮袋子”，这套“专人管护、依规修缮”的制度，更如一颗明珠，在后世千百年的治水史上熠熠生辉。
若说农业是蜀汉的“生命线”，那么蜀锦便是撑起国库的“黄金丝”。诸葛亮曾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他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蜀锦独步天下的经济价值——于是，成都平原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织锦官营作坊，万千织工以丝线为笔，在锦缎上织出蜀汉的繁华。彼时的成都，机杼声昼夜不绝，蜀锦经丝绸之路远销魏吴、乃至西域，为蜀汉换来了源源不断的军资与物资。
也正因这遍地锦绣，成都才有了“锦官城”“锦城”的雅称，这份因织锦而生的荣光，至今仍在天府之国的记忆里流淌。
而巴蜀大地上另一份“天赐之宝”——火井，更在诸葛亮手中绽放出别样光彩。所谓“火井”，实则是深埋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西汉扬雄《蜀都赋》中“火井龙湫”的记载，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了能源的伏笔。
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细致描摹过火井煮盐的奇景：“夜时光映山昭，投火辄雷鸣，火焰通耀数十里，取井火煮水，一觥得五短盐。”
这般神奇的资源，自然成了诸葛亮恢复盐政的关键。
夷陵战后，蜀地盐井多为豪强把控，诸葛亮便力推“盐铁官营”，将失控的盐井尽数收归朝廷。
临邛县的火井，曾因年久火势渐微，诸葛亮亲往勘察，一番整治后“火转盛热”，当地百姓以盆覆井、引火煮盐，盐产量大增。
南朝《异苑》中“诸葛亮一瞰而更盛”的记载，虽略带传奇色彩，却也印证了他对盐政的用心——西晋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赞其“千井齐甃，又何秘要”。
或许，诸葛亮真的在煮盐之法上有过精妙革新，只是那些智慧未能留诸史料，仅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煮盐画像砖上，留下了蜀地盐工繁忙劳作的剪影，供后人遥想当年的盛景。
即便是偏远的定笮县（今四川凉山州西部），诸葛亮也未忽视其盐铁之利。
此地“旧出盐铁及漆”，却因地处边陲，长期被夷帅掌控。待张嶷任越巂郡太守时，诸葛亮授其“恩威并施”之策——既以仁德收服民心，又以武力震慑豪强，终将盐、铁、漆等战略物资收归中央，更修栈道、通运输，让这些来自西南边陲的物资，经成都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成了北伐大军背后一股沉默却坚实的支撑。
二、清风满朝：廉政与法治的双重铸魂
经济的复苏如大厦之基，而廉政与法治，则是撑起大厦的梁柱。诸葛亮深知，若官吏贪腐、律法松弛，再殷实的家底也会被蛀空，再清明的政策也会沦为空谈。
于是，他以自身为镜，为蜀汉打磨出一面“廉洁奉公”的明镜，又以律法为尺，为这个政权划定了“赏罚分明”的准绳。
中国历史上，丞相自报家产者，诸葛亮当属第一人。北伐期间，他在前线给后主刘禅上《自表后主》，字字恳切如肺腑之言：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这便是蜀汉丞相的全部家产。
要知东汉末年，普通士族尚可坐拥数百亩良田，地方豪强更是“田连阡陌、膏腴万顷”，而诸葛亮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政者，家产竟只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对比同期的曹操——身为汉相却“挟天子以令诸侯”，封魏公时获十郡封地，进魏王时“设天子旌旗、驾六马”，其私产之丰，远非诸葛亮可比。
更难得的是，《三国志》载其“及卒，如其所言”——直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他的家产仍与表中所报分毫不差，这份“言出必行、终生清廉”的坚守，远比任何豪言壮语更有力量。
临终前，他更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没有宏大的陵墓，没有珍贵的陪葬，唯有一抔黄土、一身素衣，却为蜀汉官员树立了“俭以养德”的最高典范。
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汉朝堂刮起了一股清廉之风。后主刘禅曾想征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时任侍中的董允当即劝谏：“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
硬是让刘禅打消了念头；受诸葛亮栽培的费祎，后来官至大将军，却“家无私财，子弟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费祎之后的姜维，身为全军统帅，依旧“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从丞相到将帅，从朝堂到地方，蜀汉的廉洁风气如清风拂过，成了三国乱世中一抹难得的亮色。
廉政之外，法治是诸葛亮治蜀的另一柄“利剑”。
早在刘备入主成都时，他便牵头召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重臣，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根本律法《蜀科》；
建兴年间，他又细化出《法检》《科令》《军令》等规章，虽如今原文已佚，但其“从严治蜀、依法行事”的精神，却载于史册。
诸葛亮的“严”，绝非滥施刑罚，而是“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公平。彼时，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时奉行“宽政”，每年大赦天下，看似仁慈，实则是对豪强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纵容——益州的雍闿之流，皆因“宽政”而专权自恣，甚至兴兵作乱。
有人劝诸葛亮效仿前人“多施大赦”，他却坚定回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治乱之道不及赦’。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在他眼中，真正的“德政”，不是以大赦纵容罪恶，而是以律法守护公平——“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无论是亲贵还是庶民，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这般“开诚布公、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让蜀汉在乱世中拥有了难得的秩序与民心。
蜀汉灭亡后，西晋武帝司马炎曾问旧臣樊建：“诸葛亮治蜀何如？”
樊建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这十六字评价，便是对诸葛亮法治与廉政最中肯的褒奖。
三、全民皆兵：兵制革新的北伐根基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终究是权宜之计，诸葛亮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火焰。
要与雄踞北方的曹魏抗衡，仅凭经济复苏与朝堂清明尚不足够，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套适配的兵制，才是蜀汉立足的根本。
刘备入主益州之初，麾下军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随他入蜀的“荆州军团”，兵士多为荆州子弟，久经战阵，是能横跨荆益、机动作战的主力；
二是刘璋旧部中的“东州兵”，由汉末避乱入蜀的“南阳、三辅数万家”组成，同样是职业军人，战力不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建安二十四（219）襄樊之战中，东吴背盟，与曹魏联合攻杀关羽，荆州军团受到重创。到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惨败，荆州军团将领张南、冯习、傅肜等战死，荆州兵遭受灭顶之灾。东州兵亦于此役遭受极大伤亡。所以在刘备东征失败后，军队主力遭受空前损失，荆州兵和东州兵作为蜀汉建政时期两大军事支柱的作用实质上已经消失。
此外，蜀汉主力的军队来源地荆州被东吴所占，此后所能征发兵源之地仅存尚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益州一隅，这对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建兴初年，无论是为了让政权继续维持下去，还是为对抗北方强大的曹魏，作为掌舵者的诸葛亮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唯一的地盘——益州地区的人力，建立一支进可北伐、退能自守的军队。
当年刘备荆州兵团的组建，有个很大的来源是从北方逃难到荆襄地区的流民，但如今益州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没有大量流民可以收编；
其次，益州本土豪强根深蒂固，不少人口依附于他们势力之下，难以大量征召；
第三，西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但皆未在户籍，无法征召。基于这三点，诸葛亮能够利用的，只剩下蜀汉朝廷手中直接控制的编户民。
偏偏蜀汉地区人口为三国中最少，直到蜀汉灭亡，政府直接控制的在册人口也没超过百万人，其中还包括大量老弱妇孺，可供役使的成年精壮男丁大约只有20万左右。
要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全民皆兵。实行两汉征兵制度是诸葛亮执政时期为尽快恢复蜀汉军队元气而落实的兵制之一。
具体操作是将编户民中的壮丁全部纳入军籍，由朝廷制定制度轮番征调他们，被选中的即为战兵，未选中则为民，依次轮换。这种耕战合一的政策与两汉时期的兵制相似，例如西汉时刘邦的军制就是“南北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诸葛亮实行两汉时期的兵制，从实用角度的确可以解决蜀汉兵力空虚的问题，最大限度恢复军力。
采取耕战合一地轮番征调，可最大限度与壮丁征集地民众轮训，以最大限度可能不让征兵之事误了农时，才能保证国力根本。在政治上，蜀汉以大汉正统自居，兵制沿袭两汉自然也是一种正名之法，可谓一举两得。
但即使蜀汉征兵制度几乎已到“扫地为兵”的地步，仍无法弥补人口上与魏国的巨大差距，故而征召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夷兵”也成为其主要政策。
实际上早在汉末刘焉、刘璋父子执掌益州时期，就已使用大量夷兵投入作战，当年蜀郡豪强费氏作乱，刘焉就出动“青羌兵”迅速平叛；后逢董卓之乱，刘焉又以五千“叟兵”支援马腾讨伐董卓。
青羌、叟人都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刘焉还曾将三百“叟兵”作为礼物献给曹操。
到蜀汉政权建立后，所征召的夷兵主要由賨人和青羌人构成，前者居住于巴郡、汉中地区，其民“天性劲勇”；后者是古羌人中的一支，主要居住于南中地区。
与户籍兵不同的是，夷兵主要以部落为单位，通常以一个精壮的部落组成一军，性质属于职业兵或世袭兵。
如越嶲郡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而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则成为军队里的将校，有学者推断，蜀汉名将王平很可能就是賨人。其早年随巴西郡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依附曹操，后于汉中之战时投降刘备，诸葛亮时期，王平成为以青羌人为主的部队“无当飞军”统帅。
蜀汉的“特种部队”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兵源成为各大势力提升军事力量的关键，征召少数民族部落为兵的情况并不罕见。东吴多次大规模驱赶山越民出山，目的也是为了扩充兵源。
对于“小而寡民”的蜀汉而言，利用南中地区夷族部众作为兵源是一条捷径。蜀汉征发少数民族部落，通常以“家”为单位，将他们迁徙到蜀、汉中容易控制的地区。此外，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诸葛亮在广泛征召士兵的同时，还针对不同作战情况，训练出相应的“特种部队”。
第一支是“白毦兵”，其名见于兴年（226）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书信，提到永安都督陈到帐下所督军队为“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可知其在刘备生前，白毦兵就担任他的护卫工作。
诸葛亮信中又说“嫌其少也”，说明白毦兵人数不多。关于其来源，比较合理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认为是马超带来的羌人部队，因羌人广泛佩戴毦，而马超带来的部队人数有不会太多，较为符合记载；
其二是蜀汉建政后征召的西南少数民族部队，这也是蜀汉主要兵源之一，而白毦兵可能是其中非常精锐的一支，人数不多，却能担任护卫帝王的重任，其骁勇程度不难想象。
第二支是“中虎步兵”，记载见于《三国志·姜维传》。
北伐时期，诸葛亮给张裔、蒋琬写信，叮嘱他们等姜维抵达成都后，“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其构成兵员应该是用户籍兵里挑选精壮者进行训练而成的精锐步兵，部队的官长称为虎步监。
人数虽不多，但北伐期间这支步战劲旅，一度在渭水之战将司马懿打得丢盔卸甲。
第三支是“无当飞军”，其名源自《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从“青羌万馀家”作为“飞军”骨干和从蛮人到战士的转变推测，作为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不少人必然具备翻山越岭、攀树援壁的技能，而蜀汉北伐时军粮运输的一条，都会涉及翻山越岭的山地行军过程，能够发挥其特长。
《三国志》记载王平“统五部，位显成”，这支由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在街亭之战后，专门负责殿后，20世纪末，在今甘肃舟曲县立节镇牛年村出土过一方“无当司马”印，此地属于当年蜀相诸葛亮最激烈的陇山区域，这枚“无当司马”官印就是当年在前线作战的无当飞军百长所佩之物。
第四支是“元戎弩士”，也称“连弩士”。确切地说，这支队伍的主力不在于构成兵员，而在武器。据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对蜀汉军备进行过改造，“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据推测这种弩是一种十矢俱发，在当时能一次发射10支利箭的强弩。
1964年，在成都曾出土过一件蜀汉铭文青铜弩机，形制与一般汉弩机相似，但由山形器（铜质，弩刀是机）勾心组成，有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元戎弩士”所用的连弩神器。
不过从结构来看，出土文物还不具备能短距离连射、不卡壳、射速快、并有制动功能的特点，因此不是连弩。
不过可以认定的是，诸葛亮对弩进行改造，加强了军备，主要是针对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操时代，其麾下的虎豹骑就是一支突击劲旅，蜀汉军队想要在与骑兵的对抗中克敌制胜，必须在装备上拿出应对之策。
与曹魏相比，蜀汉骑兵数量、质量也不如曹魏，若北伐必须要经过地势险，而又狭窄的山谷地带时，蜀汉骑兵在此种地形上面对曹魏强大的骑兵，明显处于弱势，因此诸葛亮必须扬长避短，拿出一整套对付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魏时代，就是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都是有效针对骑兵进攻的防御战术装备。
蜀汉弓弩兵的确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大功，建兴九年（231），魏国名将张合追击蜀汉军队至木门道时，诸葛亮令部队弓弩齐发，身经百战的张合最终殒命于此。
从建兴元年开始府军到建兴五年《出师表》，诸葛亮用五年时间，从内政、外交、军事、人事多方面进行革新，使遭受灭顶之灾、朝不保夕的蜀汉政权得以迅速恢复元气。经过几年休养生息，至建兴五年（227），益州“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蜀汉的北伐大业箭已在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