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八日
耶鲁大学，纽黑文。
耶鲁的哥特复兴式建筑群，如若史前巨兽的骨架化石，在六月底的阳光下投射出沉静而悠长的影子。
尖顶、石塔与拱门构成的天际线，并不因季节的更迭而改变其庄重的姿态。
常规学年已经结束。
按常理，校园应如退潮后的海滩，只剩下空旷与死寂。
但耶鲁不同。
它的生命力并不完全依赖于本科生的喧闹。
暑期课程、学术会议、以及那些将实验室和图书馆视为唯一栖息地的研究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缩减但浓度更高的社区。
旧纸张、青草和一种若有若无的、名为“求知”的紧张感经久不散。
一辆黑色的沃尔沃S60。
一种在大学教职员工停车场内能找到无数同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精确符号，无声地停靠在路边。
驾驶座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卢西恩·瓦莱里。
他身形瘦削，仿佛一身骨头仅仅是被一件熨烫妥帖的亚麻衬衫勉强维系在一起。
鼻子是他整张脸的绝对主宰，高挺、锐利，如同一座孤峰，让其余的五官都成了环绕它的丘陵。
这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受众极度狭窄的英俊。
卢西恩对着后视镜，用修长的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深棕色的头发——它并未如他预想中那样因颠簸而凌乱。
一丝细微的失望掠过心头。
年轻时，他憎恶自己这张脱离主流的脸。
但岁月是一种温和的研磨剂，最终让他完成了那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审美与外貌的和解。
尽管他没有家庭，生活也从未像一般中年人那样滑向安逸的河道，但这份和解依然如期而至。
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个远超法学领域的社交圈。
这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研究物理、数学、理论生物学的同龄人是如何被时间毫不留情地榨干。
也许是在四十岁——那是个偏于古典的年龄界限，在黑夜和白天界限模糊的当代，往往更早，甚至可能在三十岁前。
他们的发际线如同被浪潮侵蚀的海岸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缩。
眼神则从充满宇宙奥秘的星辰，黯淡成晦暗的玻璃珠。
那真是太悲惨了，卢西恩想。
人文科学至少在相貌保养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卢西恩——”
一个略显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抬起头，看到了德米特里·沃尔科夫。
他那位在统计学和数学建模领域的朋友，正抱着一叠厚重的讲义朝他走来。
德米特里的身形像一个敦实的立方体，每一步都仿佛在对抗地球引力，带着些许沉重感。
“德米特里，”
卢西恩露出一个代表热情的微笑，
“刚从波士顿回来。一个关于法律解释学演变的会议，无聊透顶。”
“至少你不用带夏季学期的课，”
德米特里抱怨道，他那浓密的眉毛拧在一起，形成一个标准的苦恼表情，
“我得带一帮数学文学学士。
你知道‘数学文学学士’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们热爱数学的哲学意境，却对解开任何一个三重积分都深恶痛绝。
我宁愿去给猴子讲解贝叶斯定理。”
“这门课不是埃莉诺负责安排的吗？也许你可以和她打好关系。”
卢西恩好心地提点道。
“你知道的，卢西恩，我不擅长这个。”
德米特里摇了摇头，那神情仿佛在讨论一个无法被证明的悖论。
“那就没办法了。”
卢西恩耸了耸肩。
社交和数学一样，都需要天赋。
它不会因为你的热忱或急切就假以辞色。
德米特里连和自己学生的关系都处理不好。
他不是坏人，但他的教学方式就像一场无麻醉的牙科手术，极易给学生留下心理创伤。
你不能指望他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
而卢西恩自己，则很有天赋。
但社交又和数学不同，它还需要运气。
他和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导师关系极佳，几乎完美地继承了其学术衣钵，并获得了学派内部的广泛认可。
这对任何学生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成就。
但这也像一把精美的锁，将他在学界的上限彻底锁死。
他的老师，以及他自己，所毕生钻研的学说，名为“自创生系统理论法学”（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of Law）。
这个学派更像一个密教。
它将法律视为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自我繁衍的系统，一个被焊死的、拥有独立生态循环的球。
其内部术语极其晦涩，逻辑链条自洽到无懈可击，但与现实世界中那些鲜活的、混乱的、充满利益博弈的真实法律实践，几乎完全脱节。
他的学术地位被承认——作为该学派的旗手。
他每年依旧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通常是在“理论法哲学”这种专门开辟给“异端”的版块。
但论文的影响力因子，只能用灾难来形容。
就像一枚被发射到星际空间的探测器，信号稳定，但永远不会收到回音。
法律界，就和绝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是一个讲究流派与师承的场域。
一个观点的提出者、受益方与影响方，往往比观点本身的内容更加重要。
它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关于话语权的战争。
而卢西恩的“自创生系统理论”，在这场战争中，则早已宣布了武装中立。
“说起来，你这么急着回来做什么？我以为你会在波士顿多待几天。”
德米特里问。
“为了一个研究项目，‘胜利计划’。”
卢西恩回答。
德米特里方正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你也是？我也收到了邀请，正准备去参加第一次会议。
这很意外。”
的确非常让人意外。
跨学科研究并不少见，但能同时邀请到“自创生系统理论法学”和“高维空间数学建模”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跨度之大，就像试图通过嫁接，让一株深海海草和一棵沙漠仙人掌结出果实，难以捉摸门道。
“他们给我发了邮件，但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项目内容。”
卢西恩说。
“那你为什么同意参加？”
“研究经费数字大得像印刷错误，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笔被挪用的军费。”
卢西恩坦白道，
“而且院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告诉我务必参加。
所以我连夜订了机票。”
“原来如此，”
德米特里恍然大悟，
“据说资金是由西拉斯·布莱克伍德支持的。
就是那位刚刚被总统提名为教育部长，还没通过参议院听证，但所有人都认为板上钉钉的那位。”
“难怪。”
卢西恩点了点头。
只有那种级别的人物，才能同时调动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毋庸置疑的权力。
以及果断的执行力。
交谈间，他们已经来到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侧翼的一栋独立研究楼前。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的多功能研讨室召开。
房间不大，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占据了中心，周围摆放着二十几把椅子，此刻已堪堪坐满。
咖啡的香气、旧书的霉味和高级木材护理油的味道——无疑令人愉快。
不少人认出了卢西恩，纷纷向他点头致意。
这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学术会议开场。
但他那过分敏锐的社交直觉，却从这片平静的表象下，嗅出了一丝不寻常。
即便没有查看项目内容，他依然可以从那些向他打招呼的人的身份中，解码出大量的信息。
比如那位坐在窗边的珍妮丝·梅多克罗夫特。
一位年逾古稀、穿着一身手工编织的长裙、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起的小老太太。
她是教育学领域的泰斗，尽管在主流教育界看来，她的观点比炼金术还不切实际。
她毕生支持“非学校化”（deschooling）与“无条件信任教育”，甚至在晚年主张彻底废除所有形式的公立与私立学校。
认为教育应回归社区与家庭，由兴趣驱动，完全摒弃任何形式的考核与规训。
其观点内容，比该流派的创始人伊万·伊里奇还要激进。
她之所以能保有如今的学术地位，仅仅因为在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的学说曾被许多先锋研究机构奉为圭臬。
而这些机构如今又不好意思直接推翻自己的历史。
还有那位坐在角落里，留着修剪精致的小胡子，却像刚刚被从被窝里强行塞进一套皱巴巴的西装里的男人。
克劳斯·里希特。
他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和他那些伟大的前辈哈耶克、米塞斯一样，他坚定地拥护自由市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
但他的观点在近些年滑向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方向。
他主张，为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破坏，与其进行宏观干预，不如通过一种他称之为“积极偏好塑造”的手段——卢西恩认为这只是“洗脑”一词的温和表达——从个体层面重塑消费与储蓄观念，从而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无形的全面经济调控。
这两位，仅仅是他可以认出的人物中的代表。
卢西恩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
他几乎可以肯定，这整个屋子里的人，都与他们类似：
在各自的领域内建树颇丰，却因学说过于小众、激进或不合时宜，而被主流学术圈排挤在边缘地带。
他甚至不确定，这其中是否混杂着非洲未来主义的社会学家，或是加速主义的政治哲学家。
相较而言，他这样仅仅是研究领域艰深晦涩的，和德米特里这样仅仅是社交能力存在缺陷的，在这群“异端”之中，都算是最接近正常人的了。
将一群在各自领域被视为“无用”或“危险”的头脑聚集在一起，给予他们近乎无限的经费资源。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那位即将执掌教育大权的西拉斯·布莱克伍德先生，他到底想干什么？
就在卢西恩心中发出这个疑问的瞬间。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声音沉稳、规律，不疾不徐。
是某种硬质皮革鞋底，敲击在打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的声音。
每一声都清脆、坚实，带着一种笃定而深刻的重量感。
哒。哒。哒。
脚步声在会议室的门外，戛然而止。
耶鲁大学，纽黑文。
耶鲁的哥特复兴式建筑群，如若史前巨兽的骨架化石，在六月底的阳光下投射出沉静而悠长的影子。
尖顶、石塔与拱门构成的天际线，并不因季节的更迭而改变其庄重的姿态。
常规学年已经结束。
按常理，校园应如退潮后的海滩，只剩下空旷与死寂。
但耶鲁不同。
它的生命力并不完全依赖于本科生的喧闹。
暑期课程、学术会议、以及那些将实验室和图书馆视为唯一栖息地的研究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缩减但浓度更高的社区。
旧纸张、青草和一种若有若无的、名为“求知”的紧张感经久不散。
一辆黑色的沃尔沃S60。
一种在大学教职员工停车场内能找到无数同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精确符号，无声地停靠在路边。
驾驶座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卢西恩·瓦莱里。
他身形瘦削，仿佛一身骨头仅仅是被一件熨烫妥帖的亚麻衬衫勉强维系在一起。
鼻子是他整张脸的绝对主宰，高挺、锐利，如同一座孤峰，让其余的五官都成了环绕它的丘陵。
这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受众极度狭窄的英俊。
卢西恩对着后视镜，用修长的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深棕色的头发——它并未如他预想中那样因颠簸而凌乱。
一丝细微的失望掠过心头。
年轻时，他憎恶自己这张脱离主流的脸。
但岁月是一种温和的研磨剂，最终让他完成了那个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审美与外貌的和解。
尽管他没有家庭，生活也从未像一般中年人那样滑向安逸的河道，但这份和解依然如期而至。
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个远超法学领域的社交圈。
这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研究物理、数学、理论生物学的同龄人是如何被时间毫不留情地榨干。
也许是在四十岁——那是个偏于古典的年龄界限，在黑夜和白天界限模糊的当代，往往更早，甚至可能在三十岁前。
他们的发际线如同被浪潮侵蚀的海岸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缩。
眼神则从充满宇宙奥秘的星辰，黯淡成晦暗的玻璃珠。
那真是太悲惨了，卢西恩想。
人文科学至少在相貌保养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卢西恩——”
一个略显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抬起头，看到了德米特里·沃尔科夫。
他那位在统计学和数学建模领域的朋友，正抱着一叠厚重的讲义朝他走来。
德米特里的身形像一个敦实的立方体，每一步都仿佛在对抗地球引力，带着些许沉重感。
“德米特里，”
卢西恩露出一个代表热情的微笑，
“刚从波士顿回来。一个关于法律解释学演变的会议，无聊透顶。”
“至少你不用带夏季学期的课，”
德米特里抱怨道，他那浓密的眉毛拧在一起，形成一个标准的苦恼表情，
“我得带一帮数学文学学士。
你知道‘数学文学学士’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们热爱数学的哲学意境，却对解开任何一个三重积分都深恶痛绝。
我宁愿去给猴子讲解贝叶斯定理。”
“这门课不是埃莉诺负责安排的吗？也许你可以和她打好关系。”
卢西恩好心地提点道。
“你知道的，卢西恩，我不擅长这个。”
德米特里摇了摇头，那神情仿佛在讨论一个无法被证明的悖论。
“那就没办法了。”
卢西恩耸了耸肩。
社交和数学一样，都需要天赋。
它不会因为你的热忱或急切就假以辞色。
德米特里连和自己学生的关系都处理不好。
他不是坏人，但他的教学方式就像一场无麻醉的牙科手术，极易给学生留下心理创伤。
你不能指望他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
而卢西恩自己，则很有天赋。
但社交又和数学不同，它还需要运气。
他和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导师关系极佳，几乎完美地继承了其学术衣钵，并获得了学派内部的广泛认可。
这对任何学生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成就。
但这也像一把精美的锁，将他在学界的上限彻底锁死。
他的老师，以及他自己，所毕生钻研的学说，名为“自创生系统理论法学”（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of Law）。
这个学派更像一个密教。
它将法律视为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自我繁衍的系统，一个被焊死的、拥有独立生态循环的球。
其内部术语极其晦涩，逻辑链条自洽到无懈可击，但与现实世界中那些鲜活的、混乱的、充满利益博弈的真实法律实践，几乎完全脱节。
他的学术地位被承认——作为该学派的旗手。
他每年依旧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通常是在“理论法哲学”这种专门开辟给“异端”的版块。
但论文的影响力因子，只能用灾难来形容。
就像一枚被发射到星际空间的探测器，信号稳定，但永远不会收到回音。
法律界，就和绝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是一个讲究流派与师承的场域。
一个观点的提出者、受益方与影响方，往往比观点本身的内容更加重要。
它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关于话语权的战争。
而卢西恩的“自创生系统理论”，在这场战争中，则早已宣布了武装中立。
“说起来，你这么急着回来做什么？我以为你会在波士顿多待几天。”
德米特里问。
“为了一个研究项目，‘胜利计划’。”
卢西恩回答。
德米特里方正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你也是？我也收到了邀请，正准备去参加第一次会议。
这很意外。”
的确非常让人意外。
跨学科研究并不少见，但能同时邀请到“自创生系统理论法学”和“高维空间数学建模”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跨度之大，就像试图通过嫁接，让一株深海海草和一棵沙漠仙人掌结出果实，难以捉摸门道。
“他们给我发了邮件，但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项目内容。”
卢西恩说。
“那你为什么同意参加？”
“研究经费数字大得像印刷错误，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笔被挪用的军费。”
卢西恩坦白道，
“而且院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告诉我务必参加。
所以我连夜订了机票。”
“原来如此，”
德米特里恍然大悟，
“据说资金是由西拉斯·布莱克伍德支持的。
就是那位刚刚被总统提名为教育部长，还没通过参议院听证，但所有人都认为板上钉钉的那位。”
“难怪。”
卢西恩点了点头。
只有那种级别的人物，才能同时调动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毋庸置疑的权力。
以及果断的执行力。
交谈间，他们已经来到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侧翼的一栋独立研究楼前。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的多功能研讨室召开。
房间不大，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占据了中心，周围摆放着二十几把椅子，此刻已堪堪坐满。
咖啡的香气、旧书的霉味和高级木材护理油的味道——无疑令人愉快。
不少人认出了卢西恩，纷纷向他点头致意。
这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学术会议开场。
但他那过分敏锐的社交直觉，却从这片平静的表象下，嗅出了一丝不寻常。
即便没有查看项目内容，他依然可以从那些向他打招呼的人的身份中，解码出大量的信息。
比如那位坐在窗边的珍妮丝·梅多克罗夫特。
一位年逾古稀、穿着一身手工编织的长裙、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起的小老太太。
她是教育学领域的泰斗，尽管在主流教育界看来，她的观点比炼金术还不切实际。
她毕生支持“非学校化”（deschooling）与“无条件信任教育”，甚至在晚年主张彻底废除所有形式的公立与私立学校。
认为教育应回归社区与家庭，由兴趣驱动，完全摒弃任何形式的考核与规训。
其观点内容，比该流派的创始人伊万·伊里奇还要激进。
她之所以能保有如今的学术地位，仅仅因为在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的学说曾被许多先锋研究机构奉为圭臬。
而这些机构如今又不好意思直接推翻自己的历史。
还有那位坐在角落里，留着修剪精致的小胡子，却像刚刚被从被窝里强行塞进一套皱巴巴的西装里的男人。
克劳斯·里希特。
他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和他那些伟大的前辈哈耶克、米塞斯一样，他坚定地拥护自由市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
但他的观点在近些年滑向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方向。
他主张，为避免经济周期带来的破坏，与其进行宏观干预，不如通过一种他称之为“积极偏好塑造”的手段——卢西恩认为这只是“洗脑”一词的温和表达——从个体层面重塑消费与储蓄观念，从而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无形的全面经济调控。
这两位，仅仅是他可以认出的人物中的代表。
卢西恩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
他几乎可以肯定，这整个屋子里的人，都与他们类似：
在各自的领域内建树颇丰，却因学说过于小众、激进或不合时宜，而被主流学术圈排挤在边缘地带。
他甚至不确定，这其中是否混杂着非洲未来主义的社会学家，或是加速主义的政治哲学家。
相较而言，他这样仅仅是研究领域艰深晦涩的，和德米特里这样仅仅是社交能力存在缺陷的，在这群“异端”之中，都算是最接近正常人的了。
将一群在各自领域被视为“无用”或“危险”的头脑聚集在一起，给予他们近乎无限的经费资源。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那位即将执掌教育大权的西拉斯·布莱克伍德先生，他到底想干什么？
就在卢西恩心中发出这个疑问的瞬间。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声音沉稳、规律，不疾不徐。
是某种硬质皮革鞋底，敲击在打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的声音。
每一声都清脆、坚实，带着一种笃定而深刻的重量感。
哒。哒。哒。
脚步声在会议室的门外，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