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六月的最后几日过去，“胜利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
学者们首先需要将各自学科领域内的经典理论、核心规律，乃至那些不成文的潜规则，进行一次彻底的转译。
他们必须剥离其所有的人文色彩与模糊描述，代之以一种冷峻、可量化的学术化语言，将其重塑为一系列具备明确因果关系的公理化表述。
这些经过初步处理的知识，随后会在每日的专题组会上被呈递、介绍与辩论。
在这里，语言的交锋并非为了说服，而是为了检测其逻辑强度与结构韧性，如同工程师用音锤敲击钢梁，聆听其内部是否存在细微的瑕疵。
通过这一轮智识上的压力测试后，这些理论便被移交给德米特里与阿加莎·诺兰教授。
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依旧带有学科烙印的文字，进一步转化为纯粹的、不含任何歧义的数学语言和算法模型，最终像填充模块一样，嵌入“社会战略成功学”庞大而空旷的宏观框架之内。
此番工程之浩瀚，无异于将一座藏书千万的图书馆，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一本仅由逻辑符号构成的天书。
譬如，将教育学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即教师的期望会显着影响学生表现——转化为可量化的收益。
这便需要一个团队耗费数日，分析教育案例，建立期望值与学业成就、乃至未来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得出一个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学期望公式。
每一条内容的诞生，从理论的初次转化，到最终的复核归档，其周期平均接近一周。
流程固然繁琐，却也极其必要，它确保了最终产物的每一颗螺丝，都经过了最严苛的质量检验。
当然，这并非线性流程，在等待某一环节推进的同时，其他条目的不同步骤亦可同步展开，构成一种复杂的并行处理结构。
以整体效率计算，每位学者平均每周至少能为框架贡献十条以上经过验证的定式。
另一方面，这批被我召集而来的“异端”，纵使其思想程式或多或少存在偏执与缺陷，但无人沾染懒惰与拖延的恶习。
他们会将对知识的偏执，转化为对工作效率的极致追求。
计划推进的速度，仅受限于流程本身的繁琐性。
整个体系正在以一种令人敬畏的效率高速运作。
当然，这一切都与老西拉斯无关。
我正在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内，做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图书馆是一座由石材、橡木与彩绘玻璃构筑的哥特式圣殿。
阳光穿过描绘着圣徒与学者的彩色玻璃窗，被过滤成一道道斑驳陆离的光柱，斜斜地投射在巨大的阅览室内，一种足以令时间凝固的芬芳笼罩一切。
我坐在一张厚重的长条橡木桌旁，指尖正碰触着一本装帧良好的书籍。
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必要性的回归。
友利坚的大学图书系统存在一个奇特的断层：
一九二九年以后出版的作品，受限于严苛的版权法案，几乎无法被全文扫描并录入网络数据库，使用者至多只能检索到它们的目录信息。
这使得数字时代的知识海洋，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只能依靠实体航行才能抵达的“浅滩”。
在一九七零年以前，我曾保有定期巡游于各大名校图书馆，检阅新入库藏书的习惯。
只是后来，随着学术出版物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这个习惯便被迫中止了。
知识的河流并未因此变得更宽广，只是被分割成了无数条狭窄、艰深的专业领域支流，于我而言，已无多少裨益。
好吧，我承认，其实也没那么必要。
此举的真正目的，仅在于为伊莎贝拉制造一种我正沉浸于工作之中的假象。
她如今是我的全权代理人，每日奔波于公寓与计划征用的研究楼之间，主持或参加大小会议，处理那些从洛杉鸭转来的日常事务。
她被授予了处理绝大多数问题的权限。
倘若在她为了我的事业而行色匆匆之际，我却被目击到正在公寓内悠闲地享受生活，或是在耶鲁大学那令人身心愉悦的环境中信步闲游。
我毫不怀疑，她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烦人的电话直接转接到我这里，作为一种小小的、合情合理的报复。
但倘若，我告知她，我正在“为宏大叙事的最终构建，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与精神沉淀”。
她便会立刻化身为最贴心的守护者，将所有俗务都一手包揽，以确保我这至关重要的“工作进程”不被打扰。
这当然不能被称为欺骗。
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
不辜负一位忠诚下属的拳拳之心，并慷慨地给予她一个充分展示其日益精进的工作能力的机会。
恰在此时，电话的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伊莎贝拉。
我向周围因噪音而微微蹙眉的读者们，报以一个充满歉意的手势，随即将那本读到一半的书倒扣在桌上，起身走出了阅览室。
门外是一道通往庭院的回廊，石柱上爬满了常春藤，午后的阳光温暖而不炽热。
“有什么事，伊兹？”
“上午的‘社会行为价值评估’组会开完了。
没什么事，只是提醒你一下。”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依旧清亮。
“好的。”
“去吃点什么？纽黑文的萨莉披萨，还是路易斯午餐的汉堡？”
吃饭？
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腕表。
腕表的指针，以一种恒定的、不为外物所动的优雅，精准地指向了十二点四十五分。
“哦，原来已经到午饭时间了。”
“你果然没在工作！”
电话里她的口吻瞬间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我就知道”的得意与“你太过分了”的嗔怪，
“我就知道——”
“不，我一直在认真、努力且专注地进行知识的系统性梳理与理论框架的深度思考。”
我用一种从容不迫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复述了一遍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尤其是在你没有一个好记性的时候’，西拉斯！
你真正工作的时候，对时间的安排精准到秒，绝不可能出现废寝忘食这种低级的生理性失误！”
好吧，看来我的表演出现了一个微小但致命的逻辑漏洞。
“让我猜猜你在读什么？”
伊兹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
“是在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消遣，还是在重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寻找灵感？”
“不，是阿兰·摩尔的《守望者》和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归来》。”
我坦然回答，
“我是在为伊米塔多公司未来的英雄形象美术设计工作，寻求一些符合时代审美的灵感。
据说这几年，时兴这种阴郁深沉的风格。”
“‘即便是魔鬼，在引用圣经为自己辩护时，也应该确保自己没有拿错版本’，西拉斯。
卡门和我说过，你曾亲自教导她。
英雄形象设计，其核心不应遵循任何传统的艺术审美，而应彻底学习大数据与用户行为算法，精准地去迎合市场，而不是引领。”
“好吧。”
我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轻叹，包含了恰到好处的纵容，
“那么，中午要去吃点什么吗？
我亲爱的伊兹？”
“不了，我给自己准备了工作餐。回见。”
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了。
对关系亲密的角色——尤其是伊兹——进行这类无害的、恶作剧式的欺骗，其风险几乎为零。
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一种必要的互动。
倘若我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毫无破绽，反而违背了我在她心目中一贯的形象，她恐怕立刻就要怀疑：
眼前这个人，难道是被什么东西冒名顶替了？
从而引发更多不必要的误解与纠葛。
姑且不论伊兹。
我收起手机，转过身，面向回廊另一侧一片被廊柱与屋檐投下的、幽深的阴影。
“躲藏在阴影里的耗子，”
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回廊中，
“是时候出来见见光了。
午后的紫外线虽然算不上热情，但也足以驱散一些不那么体面的霉味。”
奇妙的是，随着我的话音落下，那片深邃的阴影中，竟真的走出了一个男子的轮廓。
他约莫三十岁上下，穿着一件剪裁考究、价格不菲的Loro piana春夏款风衣，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脸上架着一副巨大的墨镜，遮住了他大半的面容。
那件风衣，口袋设计得异常宽大，鼓鼓囊囊，显然是为了方便隐藏一些不该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金属制品。
然而，即便有顶级奢侈品的加持，也无法掩盖他身上那种因为缺乏自信而产生的紧张感。
每一步都走得像是预演过般精确，却反而显得僵硬。
随着他从阴影中完全走出，一柄瓦尔特ppK手枪便突兀地出现在他戴着皮手套的右手中。
枪身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与周围宁静的学院氛围格格不入。
“喔，杀手。”
我平静地陈述道。
男子点了点头，手腕一抖，那柄手枪在他掌心看似优雅地旋转了一圈，最后被他稳稳接住。
这是一个在无数电影里出现过的、极具表演性质的动作。
尽管如此，他表演得依然不是很到位。
回廊尽头，几个刚刚路过的学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表情，四散奔逃。
其中一个女孩，在跑开的同时，已经颤抖着拿出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疯狂地按着什么。
“我是西拉斯·布莱克伍德。”
我主动报上了姓名，仿佛这只是一场略显唐突的社交会面。
“奥尔登·普雷斯科特。”
他报上一个典型的、如今已不多见的新英格兰名字，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和你同级别的目标比起来，你有些缺乏警惕。
你明明掌握着友利坚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出行时却连一个护卫都不带。”
“年轻人，和你的前辈们，比如刺杀了马拉的夏洛特·科黛，或是那位用短剑终结了科策布的卡尔·桑德比起来，”
我用一种近乎学术探讨的口吻评价道，
“你有些缺乏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
真正的刺客，其行动应精准、安静，高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无意义的拖沓，弄出如此大的动静，惊扰了这些正在求知的年轻灵魂。”
他没有回复。
或许是我的点评伤及了他的职业自尊心，又或许，他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连续、迅速的三声枪响，骤然撕裂了耶鲁校园的宁静。
扳机被扣动的机械声、子弹出膛的爆鸣声，以及周遭因极致惊吓与恐慌而爆发出的、更高音调的尖叫声，在瞬间交织成了一首混乱而刺耳的乐曲。
学者们首先需要将各自学科领域内的经典理论、核心规律，乃至那些不成文的潜规则，进行一次彻底的转译。
他们必须剥离其所有的人文色彩与模糊描述，代之以一种冷峻、可量化的学术化语言，将其重塑为一系列具备明确因果关系的公理化表述。
这些经过初步处理的知识，随后会在每日的专题组会上被呈递、介绍与辩论。
在这里，语言的交锋并非为了说服，而是为了检测其逻辑强度与结构韧性，如同工程师用音锤敲击钢梁，聆听其内部是否存在细微的瑕疵。
通过这一轮智识上的压力测试后，这些理论便被移交给德米特里与阿加莎·诺兰教授。
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依旧带有学科烙印的文字，进一步转化为纯粹的、不含任何歧义的数学语言和算法模型，最终像填充模块一样，嵌入“社会战略成功学”庞大而空旷的宏观框架之内。
此番工程之浩瀚，无异于将一座藏书千万的图书馆，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一本仅由逻辑符号构成的天书。
譬如，将教育学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即教师的期望会显着影响学生表现——转化为可量化的收益。
这便需要一个团队耗费数日，分析教育案例，建立期望值与学业成就、乃至未来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得出一个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学期望公式。
每一条内容的诞生，从理论的初次转化，到最终的复核归档，其周期平均接近一周。
流程固然繁琐，却也极其必要，它确保了最终产物的每一颗螺丝，都经过了最严苛的质量检验。
当然，这并非线性流程，在等待某一环节推进的同时，其他条目的不同步骤亦可同步展开，构成一种复杂的并行处理结构。
以整体效率计算，每位学者平均每周至少能为框架贡献十条以上经过验证的定式。
另一方面，这批被我召集而来的“异端”，纵使其思想程式或多或少存在偏执与缺陷，但无人沾染懒惰与拖延的恶习。
他们会将对知识的偏执，转化为对工作效率的极致追求。
计划推进的速度，仅受限于流程本身的繁琐性。
整个体系正在以一种令人敬畏的效率高速运作。
当然，这一切都与老西拉斯无关。
我正在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内，做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图书馆是一座由石材、橡木与彩绘玻璃构筑的哥特式圣殿。
阳光穿过描绘着圣徒与学者的彩色玻璃窗，被过滤成一道道斑驳陆离的光柱，斜斜地投射在巨大的阅览室内，一种足以令时间凝固的芬芳笼罩一切。
我坐在一张厚重的长条橡木桌旁，指尖正碰触着一本装帧良好的书籍。
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必要性的回归。
友利坚的大学图书系统存在一个奇特的断层：
一九二九年以后出版的作品，受限于严苛的版权法案，几乎无法被全文扫描并录入网络数据库，使用者至多只能检索到它们的目录信息。
这使得数字时代的知识海洋，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只能依靠实体航行才能抵达的“浅滩”。
在一九七零年以前，我曾保有定期巡游于各大名校图书馆，检阅新入库藏书的习惯。
只是后来，随着学术出版物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这个习惯便被迫中止了。
知识的河流并未因此变得更宽广，只是被分割成了无数条狭窄、艰深的专业领域支流，于我而言，已无多少裨益。
好吧，我承认，其实也没那么必要。
此举的真正目的，仅在于为伊莎贝拉制造一种我正沉浸于工作之中的假象。
她如今是我的全权代理人，每日奔波于公寓与计划征用的研究楼之间，主持或参加大小会议，处理那些从洛杉鸭转来的日常事务。
她被授予了处理绝大多数问题的权限。
倘若在她为了我的事业而行色匆匆之际，我却被目击到正在公寓内悠闲地享受生活，或是在耶鲁大学那令人身心愉悦的环境中信步闲游。
我毫不怀疑，她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烦人的电话直接转接到我这里，作为一种小小的、合情合理的报复。
但倘若，我告知她，我正在“为宏大叙事的最终构建，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与精神沉淀”。
她便会立刻化身为最贴心的守护者，将所有俗务都一手包揽，以确保我这至关重要的“工作进程”不被打扰。
这当然不能被称为欺骗。
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
不辜负一位忠诚下属的拳拳之心，并慷慨地给予她一个充分展示其日益精进的工作能力的机会。
恰在此时，电话的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伊莎贝拉。
我向周围因噪音而微微蹙眉的读者们，报以一个充满歉意的手势，随即将那本读到一半的书倒扣在桌上，起身走出了阅览室。
门外是一道通往庭院的回廊，石柱上爬满了常春藤，午后的阳光温暖而不炽热。
“有什么事，伊兹？”
“上午的‘社会行为价值评估’组会开完了。
没什么事，只是提醒你一下。”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依旧清亮。
“好的。”
“去吃点什么？纽黑文的萨莉披萨，还是路易斯午餐的汉堡？”
吃饭？
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腕表。
腕表的指针，以一种恒定的、不为外物所动的优雅，精准地指向了十二点四十五分。
“哦，原来已经到午饭时间了。”
“你果然没在工作！”
电话里她的口吻瞬间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我就知道”的得意与“你太过分了”的嗔怪，
“我就知道——”
“不，我一直在认真、努力且专注地进行知识的系统性梳理与理论框架的深度思考。”
我用一种从容不迫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复述了一遍早已准备好的说辞。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尤其是在你没有一个好记性的时候’，西拉斯！
你真正工作的时候，对时间的安排精准到秒，绝不可能出现废寝忘食这种低级的生理性失误！”
好吧，看来我的表演出现了一个微小但致命的逻辑漏洞。
“让我猜猜你在读什么？”
伊兹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
“是在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消遣，还是在重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寻找灵感？”
“不，是阿兰·摩尔的《守望者》和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归来》。”
我坦然回答，
“我是在为伊米塔多公司未来的英雄形象美术设计工作，寻求一些符合时代审美的灵感。
据说这几年，时兴这种阴郁深沉的风格。”
“‘即便是魔鬼，在引用圣经为自己辩护时，也应该确保自己没有拿错版本’，西拉斯。
卡门和我说过，你曾亲自教导她。
英雄形象设计，其核心不应遵循任何传统的艺术审美，而应彻底学习大数据与用户行为算法，精准地去迎合市场，而不是引领。”
“好吧。”
我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轻叹，包含了恰到好处的纵容，
“那么，中午要去吃点什么吗？
我亲爱的伊兹？”
“不了，我给自己准备了工作餐。回见。”
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了。
对关系亲密的角色——尤其是伊兹——进行这类无害的、恶作剧式的欺骗，其风险几乎为零。
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一种必要的互动。
倘若我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毫无破绽，反而违背了我在她心目中一贯的形象，她恐怕立刻就要怀疑：
眼前这个人，难道是被什么东西冒名顶替了？
从而引发更多不必要的误解与纠葛。
姑且不论伊兹。
我收起手机，转过身，面向回廊另一侧一片被廊柱与屋檐投下的、幽深的阴影。
“躲藏在阴影里的耗子，”
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回廊中，
“是时候出来见见光了。
午后的紫外线虽然算不上热情，但也足以驱散一些不那么体面的霉味。”
奇妙的是，随着我的话音落下，那片深邃的阴影中，竟真的走出了一个男子的轮廓。
他约莫三十岁上下，穿着一件剪裁考究、价格不菲的Loro piana春夏款风衣，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脸上架着一副巨大的墨镜，遮住了他大半的面容。
那件风衣，口袋设计得异常宽大，鼓鼓囊囊，显然是为了方便隐藏一些不该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金属制品。
然而，即便有顶级奢侈品的加持，也无法掩盖他身上那种因为缺乏自信而产生的紧张感。
每一步都走得像是预演过般精确，却反而显得僵硬。
随着他从阴影中完全走出，一柄瓦尔特ppK手枪便突兀地出现在他戴着皮手套的右手中。
枪身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与周围宁静的学院氛围格格不入。
“喔，杀手。”
我平静地陈述道。
男子点了点头，手腕一抖，那柄手枪在他掌心看似优雅地旋转了一圈，最后被他稳稳接住。
这是一个在无数电影里出现过的、极具表演性质的动作。
尽管如此，他表演得依然不是很到位。
回廊尽头，几个刚刚路过的学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表情，四散奔逃。
其中一个女孩，在跑开的同时，已经颤抖着拿出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疯狂地按着什么。
“我是西拉斯·布莱克伍德。”
我主动报上了姓名，仿佛这只是一场略显唐突的社交会面。
“奥尔登·普雷斯科特。”
他报上一个典型的、如今已不多见的新英格兰名字，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和你同级别的目标比起来，你有些缺乏警惕。
你明明掌握着友利坚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出行时却连一个护卫都不带。”
“年轻人，和你的前辈们，比如刺杀了马拉的夏洛特·科黛，或是那位用短剑终结了科策布的卡尔·桑德比起来，”
我用一种近乎学术探讨的口吻评价道，
“你有些缺乏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
真正的刺客，其行动应精准、安静，高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无意义的拖沓，弄出如此大的动静，惊扰了这些正在求知的年轻灵魂。”
他没有回复。
或许是我的点评伤及了他的职业自尊心，又或许，他根本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连续、迅速的三声枪响，骤然撕裂了耶鲁校园的宁静。
扳机被扣动的机械声、子弹出膛的爆鸣声，以及周遭因极致惊吓与恐慌而爆发出的、更高音调的尖叫声，在瞬间交织成了一首混乱而刺耳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