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去衡阳（十）
抵押贷款最终还是批下来了，数额却比预想的少了一大截，像一盆冷水，浇得王建国心头冰凉。中介费、杂七杂八的证明手续费又剥去一层。攥着那叠不算厚实的钞票，王建国的手一直在抖。这不是钱，是他和李桂兰砸锅卖铁、押上棺材本才换来的、通往女儿和外孙的唯一路费，单薄得可怜。
北京的公益律师又来了两次电话，语气依旧克制，但意思明确：他们可以尝试通过纽约合作的法律志愿者联系王瑶，进行一次“法律咨询”，但这需要费用，需要时间，且结果未知。每一句话都透着程序化的疏离，仿佛在谈论一件与血肉无关的案卷。
希望像悬在蛛丝上的重物，晃晃悠悠，不知何时会断。
李桂兰彻底垮了。连日的焦灼和那次签证被拒的打击，抽干了她最后一点精神气。她开始持续低烧，咳嗽得整夜无法安睡，人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时常说着胡话，一会儿叫着“瑶瑶快跑”，一会儿又喃喃“艾瑞克，别怕”。
王建国不敢再拖。他红着眼睛，翻出最厚的棉袄给妻子裹上，搀着她，第一次打了车，直奔市里最好的医院。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嘈杂声嗡嗡作响。李桂兰被安置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蜷缩着，像一片干枯的叶子。王建国佝偻着背，攥着那点可怜的现金，在各种窗口和科室间笨拙地奔跑、排队、缴费。
检查，抽血，CT……一系列流程下来，李桂兰已经昏昏沉沉。最终，一个面色疲惫的年轻医生拿着CT片子，找到蹲在走廊角落的王建国。
“肺炎，挺重的。伴有心衰迹象。得立刻住院。”
医生的话言简意赅，像判决书。
王建国脑子里“嗡”一声，张了张嘴，干涩的喉咙里挤不出声音。他颤抖着，把手里那叠钱递过去。
医生看了看那叠钱，又看看老人身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那双因修鞋而变形粗糙的手，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他叹了口气：“先办手续吧，押金可能不太够，后续治疗费用……你们家属要有准备。”
李桂兰被推进了呼吸内科病房。三人间，靠窗的位置。氧气瓶咕噜咕噜地响着，透明的细管插进她的鼻孔。她昏睡着，脸色灰败，呼吸微弱而急促。
王建国守在床边，一夜未合眼。他看着妻子那张被病痛和愁苦刻满皱纹的脸，看着输液瓶里一滴一滴落下的药水，看着窗外天色由黑转灰再泛白。
钱。医院催缴单很快就送来了。数字刺眼。
女儿。外孙。那封铅笔信还揣在他贴身的口袋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妻子。肺炎。心衰。奄奄一息地躺在这里。
去美国？成了一个遥远而讽刺的梦。他们连医院这道门，都快迈不出去了。
第二天中午，李桂兰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她混浊的眼睛茫然地转了转，看清了坐在床边的王建国，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细若游丝。
“……不成了……是吧……”
王建国赶紧俯下身，握住她枯瘦的手，喉咙哽得生疼：“别瞎想……医生说能治好……好好吃药……”
李桂兰极轻微地摇了摇头，眼角渗出混浊的泪：“……别管我了……钱……留着……想法子……找瑶瑶……找孩子……”
“胡说！”王建国低吼出声，眼睛赤红，“治不好病，什么都别想！”
李桂兰不再说话，只是疲惫地闭上眼，泪水顺着深刻的皱纹滑落，浸湿了枕套。
下午，王建国趁着李桂兰睡着，偷偷去找了主治医生。他佝偻着腰，近乎卑微地询问最省钱的治疗方案，询问能不能先用药，钱他慢慢去凑。
医生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双因为长期劳作而无法伸直的手指，沉默了片刻，最终只是说：“我们先尽力控制感染，减轻心脏负荷。费用……我再跟科室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减免部分。但药……很多都是必需的。”
王建国千恩万谢地退出来，背影蹒跚。
回到病房，同房的病人和家属投来或同情或漠然的目光。他坐到床边的矮凳上，看着妻子沉睡的脸，又低头看着自己磨破了边、沾着鞋油污渍的旧布鞋。
他从口袋里，慢慢掏出那本抄着地址的旧笔记本，和那张被摩挲得边缘发毛的铅笔信。
“爷爷，奶奶：信收到了。我藏在数学书里……”
“妈妈不好。爸爸经常发脾气，摔东西。妈妈胳膊上有伤，青的……”
“爷爷，奶奶，你们能来看我们吗？爸爸出差的时候，就可以。求求你们。”
稚嫩的笔画，一笔一划，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他又想起那封冰冷的打印信。“连本带利”。“请勿打扰”。
巨大的无助感像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前路四面是高墙，身后是正在坍塌的依靠。他被夹在中间，进退无路，连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绝望。
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极轻地抚过信纸上“艾瑞克”那三个字。
然后，他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天空是那种病态的灰白色，看不到一丝蔚蓝。
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彻底被风霜蚀刻殆尽的石雕。只有偶尔划过脸颊的、滚烫的泪水，证明着那具枯槁的身躯里，还有一点活物的悲恸在挣扎。
病房里，只有氧气瓶单调的咕噜声，和李桂兰艰难而微弱的呼吸声。
那叠单薄的、抵押房子换来的钞票，还揣在他怀里，此刻却重得像是压垮了他全部的脊梁。
抵押贷款最终还是批下来了，数额却比预想的少了一大截，像一盆冷水，浇得王建国心头冰凉。中介费、杂七杂八的证明手续费又剥去一层。攥着那叠不算厚实的钞票，王建国的手一直在抖。这不是钱，是他和李桂兰砸锅卖铁、押上棺材本才换来的、通往女儿和外孙的唯一路费，单薄得可怜。
北京的公益律师又来了两次电话，语气依旧克制，但意思明确：他们可以尝试通过纽约合作的法律志愿者联系王瑶，进行一次“法律咨询”，但这需要费用，需要时间，且结果未知。每一句话都透着程序化的疏离，仿佛在谈论一件与血肉无关的案卷。
希望像悬在蛛丝上的重物，晃晃悠悠，不知何时会断。
李桂兰彻底垮了。连日的焦灼和那次签证被拒的打击，抽干了她最后一点精神气。她开始持续低烧，咳嗽得整夜无法安睡，人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时常说着胡话，一会儿叫着“瑶瑶快跑”，一会儿又喃喃“艾瑞克，别怕”。
王建国不敢再拖。他红着眼睛，翻出最厚的棉袄给妻子裹上，搀着她，第一次打了车，直奔市里最好的医院。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嘈杂声嗡嗡作响。李桂兰被安置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蜷缩着，像一片干枯的叶子。王建国佝偻着背，攥着那点可怜的现金，在各种窗口和科室间笨拙地奔跑、排队、缴费。
检查，抽血，CT……一系列流程下来，李桂兰已经昏昏沉沉。最终，一个面色疲惫的年轻医生拿着CT片子，找到蹲在走廊角落的王建国。
“肺炎，挺重的。伴有心衰迹象。得立刻住院。”
医生的话言简意赅，像判决书。
王建国脑子里“嗡”一声，张了张嘴，干涩的喉咙里挤不出声音。他颤抖着，把手里那叠钱递过去。
医生看了看那叠钱，又看看老人身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那双因修鞋而变形粗糙的手，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他叹了口气：“先办手续吧，押金可能不太够，后续治疗费用……你们家属要有准备。”
李桂兰被推进了呼吸内科病房。三人间，靠窗的位置。氧气瓶咕噜咕噜地响着，透明的细管插进她的鼻孔。她昏睡着，脸色灰败，呼吸微弱而急促。
王建国守在床边，一夜未合眼。他看着妻子那张被病痛和愁苦刻满皱纹的脸，看着输液瓶里一滴一滴落下的药水，看着窗外天色由黑转灰再泛白。
钱。医院催缴单很快就送来了。数字刺眼。
女儿。外孙。那封铅笔信还揣在他贴身的口袋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妻子。肺炎。心衰。奄奄一息地躺在这里。
去美国？成了一个遥远而讽刺的梦。他们连医院这道门，都快迈不出去了。
第二天中午，李桂兰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她混浊的眼睛茫然地转了转，看清了坐在床边的王建国，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细若游丝。
“……不成了……是吧……”
王建国赶紧俯下身，握住她枯瘦的手，喉咙哽得生疼：“别瞎想……医生说能治好……好好吃药……”
李桂兰极轻微地摇了摇头，眼角渗出混浊的泪：“……别管我了……钱……留着……想法子……找瑶瑶……找孩子……”
“胡说！”王建国低吼出声，眼睛赤红，“治不好病，什么都别想！”
李桂兰不再说话，只是疲惫地闭上眼，泪水顺着深刻的皱纹滑落，浸湿了枕套。
下午，王建国趁着李桂兰睡着，偷偷去找了主治医生。他佝偻着腰，近乎卑微地询问最省钱的治疗方案，询问能不能先用药，钱他慢慢去凑。
医生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双因为长期劳作而无法伸直的手指，沉默了片刻，最终只是说：“我们先尽力控制感染，减轻心脏负荷。费用……我再跟科室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减免部分。但药……很多都是必需的。”
王建国千恩万谢地退出来，背影蹒跚。
回到病房，同房的病人和家属投来或同情或漠然的目光。他坐到床边的矮凳上，看着妻子沉睡的脸，又低头看着自己磨破了边、沾着鞋油污渍的旧布鞋。
他从口袋里，慢慢掏出那本抄着地址的旧笔记本，和那张被摩挲得边缘发毛的铅笔信。
“爷爷，奶奶：信收到了。我藏在数学书里……”
“妈妈不好。爸爸经常发脾气，摔东西。妈妈胳膊上有伤，青的……”
“爷爷，奶奶，你们能来看我们吗？爸爸出差的时候，就可以。求求你们。”
稚嫩的笔画，一笔一划，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他又想起那封冰冷的打印信。“连本带利”。“请勿打扰”。
巨大的无助感像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前路四面是高墙，身后是正在坍塌的依靠。他被夹在中间，进退无路，连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绝望。
他伸出粗糙的手指，极轻地抚过信纸上“艾瑞克”那三个字。
然后，他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天空是那种病态的灰白色，看不到一丝蔚蓝。
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彻底被风霜蚀刻殆尽的石雕。只有偶尔划过脸颊的、滚烫的泪水，证明着那具枯槁的身躯里，还有一点活物的悲恸在挣扎。
病房里，只有氧气瓶单调的咕噜声，和李桂兰艰难而微弱的呼吸声。
那叠单薄的、抵押房子换来的钞票，还揣在他怀里，此刻却重得像是压垮了他全部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