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6年的南朝刘宋时期，简直比现在的古装宫斗剧还离谱——前一年刚经历“废帝被杀”的大动荡，新皇帝刘彧（宋明帝）屁股还没把龙椅坐热，正月里就炸了锅：朝廷想把会稽太守刘子房调回京城当“抚军将军”，结果这道调令没等来刘子房，倒等来了一场全国性的“造反大赛”。
带头搞事的是个叫邓琬的官员，时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长史。这刘子勋才10岁，搁现在刚上小学四年级，连奏折上的字都认不全，却被邓琬当成了“夺权工具人”。邓琬想当“开国功臣”，可又怕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琢磨出了一套“神操作”：先到处散播“祥瑞”——说寻阳（刘子勋的封地）上空出现了“黄龙”，又伪造了一份路太后（先帝的皇后）的玺书，拍着胸脯跟手下人说：“太后有令，让咱们拥护晋安王登基，这可是天命！”
就这样，10岁的刘子勋稀里糊涂地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登基大典上，小家伙估计还在惦记宫里的点心，邓琬却忙着给自己“封官”：不仅让自己当了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还把跟自己一伙的张悦等人全塞进了朝廷核心，连安陆王刘子绥、刚被调令“惹毛”的刘子房也都给了高官。一时间，寻阳成了“伪朝廷”的大本营，邓琬拿着娃娃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比真皇帝还威风。
更离谱的是，邓琬这杆“伪帝大旗”一竖，各地官员跟打了鸡血似的响应。徐州刺史薛安都，本来就看新皇帝刘彧不顺眼，立马宣布“归附寻阳”；冀州刺史崔道固更直接，带着兵马就往寻阳跑；连远在西南的益州刺史萧惠开、湘州的何慧文也凑热闹，纷纷上书“效忠刘子勋”。没几个月，刘宋的地盘里，除了京城建康周边的丹阳、淮南等几个郡，其他地方全成了“叛军领地”——各地的赋税、奏折都往寻阳送，朝廷这边连军饷都快凑不齐了，东线的叛军都打到了永世（今江苏溧阳），离建康就一步之遥，皇宫里的太监宫女都吓得偷偷收拾行李，生怕哪天叛军打进来。
宋明帝刘彧这会儿快愁秃了头——他本来就是靠兵变上位的，根基不稳，现在全国造反，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靠谱的大臣，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主动请缨“督战”，车骑将军王玄谟当副手，总算凑起了一支平叛大军。可军队刚组建就出了问题：各路将领各管各的，有的想先打东线，有的想先救南线，乱得像菜市场。这时候，参军沈攸之站了出来，怼了一句：“再这么乱下去，不用叛军打，咱们自己先散了！必须统一号令，听刘休仁将军一个人的！”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诸将都点头同意，总算把军队的“指挥权”拧成了一股绳。
光有军队还不够，人心更重要。大臣蔡兴宗看出了问题的关键：“现在全国造反，很多人是被胁迫的，要是朝廷一上来就喊‘格杀勿论’，只会把更多人逼到叛军那边。不如‘以静制动’，宣布‘只惩首恶，不问胁从’，让老百姓和官员知道，只要回头，朝廷就不追究。”刘彧听了这话，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马下旨昭告天下，果然稳住了不少摇摆不定的人——有些地方官员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造反，一看朝廷“不秋后算账”，干脆就按兵不动了。
就在朝廷稍微喘口气的时候，又出了个小插曲：豫州刺史殷琰，本来因为家人都在建康，不想跟着造反，可他手下的建武司马刘顺天天在他耳边“洗脑”，说“寻阳势力大，跟着走准没错”，再加上当地土豪杜叔宝等人拿着刀威胁他，殷琰没办法，只好也投靠了刘子勋。这一下，朝廷的南线也岌岌可危，刘彧急得团团转，这时候，一个叫葛僧韶的人站了出来，他是兖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主动请求去劝舅舅“归降朝廷”。
葛僧韶见到殷孝祖，没说太多大道理，只说了一句：“舅舅，现在朝廷危难，您要是能率军回建康，不仅能帮皇上平定叛乱，还能青史留名，这比跟着叛军当‘乱臣贼子’强多了！”殷孝祖是个爽快人，一听这话就拍板了：“好！我跟你走！”他立马带着两千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地往建康赶。消息传到京城，朝廷上下跟过年似的——要知道，当时朝廷能调动的兵力没多少，殷孝祖这两千人简直是“雪中送炭”。刘彧亲自出城迎接，当场封殷孝祖为抚军将军，让他统领前锋大军，军心一下子就稳了。
接下来的平叛战事，最有意思的要数东线。巴陵王刘休若带着沈怀明、张永、萧道成（没错，就是后来南齐的开国皇帝）等人去讨伐叛军孔觊。孔觊在晋陵九里（今江苏常州附近）摆了个大阵，人多势众，沈怀明带去的兵少，只好就地筑堡垒防守，不敢出战。张永这边更搞笑，不知道沈怀明的情况，以为他被叛军打败了，吓得带着兵退到了延陵（今江苏丹阳），差点引发全军恐慌。幸好刘休若够狠，当场下令：“谁再敢说退，就斩谁！”又赶上天气大寒，风雪漫天，叛军也没法进攻，这才把军心稳住。
真正的“黑马”是殿中御史吴喜。这人平时看着不起眼，却主动向刘彧请命：“给我三百精兵，我去东线平叛！”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三百人打叛军，跟送人头似的。可吴喜有自己的底气：他以前经常去东吴（东线地区）出差，为人宽厚，走到哪儿都跟老百姓处得好，大家都念他的好。果然，他带着三百人出发后，沿途的老百姓不仅不阻拦，还主动给他们送粮食、指路线。叛军里的不少士兵，以前也受过吴喜的恩惠，根本不想跟他打。后来，将领任农夫也赶来帮忙，两人在长塘湖（今浙江湖州附近）跟叛军庾业的部队遭遇，庾业本来以为能轻松取胜，结果被吴喜和任农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弃城逃往义兴（今江苏宜兴）。到了二月，吴喜等人趁热打铁，攻克了义兴，叛军守将刘延熙走投无路，跳河自杀了。东线战事一胜，朝廷的局面彻底打开，后面的平叛就顺利多了。
司马光说
泰始二年，刘子勋童稚被拥，邓琬矫诏乱政，四方响应，宋室几危。明帝刘彧虽承乱即位，然能任休仁、玄谟之将，纳攸之、兴宗之谋，又得孝祖、吴喜之助，终能挽狂澜于既倒。夫天下之乱，多起于权欲熏心，邓琬以幼主为傀儡，欲窃神器，其败必矣；而明帝能“以静制动”“宽宥胁从”，此乃得民心之要也。吴喜以三百人破敌，非唯勇也，盖其素得民心故耳。为政者，当知“民心即天命”，失民心者失天下，此千古之鉴。
作者说
这场刘宋平叛大戏，要是放在今天，简直能拍一部“职场逆袭爽剧”，但细琢磨起来，里面藏着不少反常识的道理。比如邓琬，他以为“抱个娃娃皇帝就能当老大”，却忘了最基本的逻辑：权力不是靠“伪造玺书”“封官许愿”来的，而是靠“民心”——他忙着争权夺利，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叛军烧杀抢掠，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这哪是“天命所归”，分明是“自寻死路”。
还有个有意思的点：吴喜的“三百人破敌”。很多人觉得打仗靠人多、靠武器，可吴喜偏偏靠“人情”赢了——他以前出差时对老百姓好，关键时刻老百姓就愿意帮他，叛军士兵也不愿跟他为敌。这就像现在的职场，有人觉得“靠权谋、靠打压就能上位”，可真正能走得远的，往往是那些“待人宽厚、有人情味”的人，毕竟“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愿意帮你”。
最值得琢磨的是明帝的“以静制动”策略。面对全国造反，他没有慌着“杀一儆百”，而是选择“宽宥胁从”，这其实是抓住了“多数人不想造反，只是怕被清算”的心理。就像现在的团队管理，遇到问题时，一味地“追责惩罚”只会让大家藏着掖着，而“分清主次、宽容小错”反而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起解决问题。邓琬输就输在“把所有人都逼到对立面”，而明帝赢就赢在“把多数人拉到自己这边”，这才是“以少胜多、逆风翻盘”的关键。
本章金句
权力是沙子，靠威胁攥不住；民心是潮水，靠宽厚才能引向自己。
带头搞事的是个叫邓琬的官员，时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长史。这刘子勋才10岁，搁现在刚上小学四年级，连奏折上的字都认不全，却被邓琬当成了“夺权工具人”。邓琬想当“开国功臣”，可又怕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琢磨出了一套“神操作”：先到处散播“祥瑞”——说寻阳（刘子勋的封地）上空出现了“黄龙”，又伪造了一份路太后（先帝的皇后）的玺书，拍着胸脯跟手下人说：“太后有令，让咱们拥护晋安王登基，这可是天命！”
就这样，10岁的刘子勋稀里糊涂地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登基大典上，小家伙估计还在惦记宫里的点心，邓琬却忙着给自己“封官”：不仅让自己当了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副宰相），还把跟自己一伙的张悦等人全塞进了朝廷核心，连安陆王刘子绥、刚被调令“惹毛”的刘子房也都给了高官。一时间，寻阳成了“伪朝廷”的大本营，邓琬拿着娃娃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比真皇帝还威风。
更离谱的是，邓琬这杆“伪帝大旗”一竖，各地官员跟打了鸡血似的响应。徐州刺史薛安都，本来就看新皇帝刘彧不顺眼，立马宣布“归附寻阳”；冀州刺史崔道固更直接，带着兵马就往寻阳跑；连远在西南的益州刺史萧惠开、湘州的何慧文也凑热闹，纷纷上书“效忠刘子勋”。没几个月，刘宋的地盘里，除了京城建康周边的丹阳、淮南等几个郡，其他地方全成了“叛军领地”——各地的赋税、奏折都往寻阳送，朝廷这边连军饷都快凑不齐了，东线的叛军都打到了永世（今江苏溧阳），离建康就一步之遥，皇宫里的太监宫女都吓得偷偷收拾行李，生怕哪天叛军打进来。
宋明帝刘彧这会儿快愁秃了头——他本来就是靠兵变上位的，根基不稳，现在全国造反，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靠谱的大臣，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主动请缨“督战”，车骑将军王玄谟当副手，总算凑起了一支平叛大军。可军队刚组建就出了问题：各路将领各管各的，有的想先打东线，有的想先救南线，乱得像菜市场。这时候，参军沈攸之站了出来，怼了一句：“再这么乱下去，不用叛军打，咱们自己先散了！必须统一号令，听刘休仁将军一个人的！”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诸将都点头同意，总算把军队的“指挥权”拧成了一股绳。
光有军队还不够，人心更重要。大臣蔡兴宗看出了问题的关键：“现在全国造反，很多人是被胁迫的，要是朝廷一上来就喊‘格杀勿论’，只会把更多人逼到叛军那边。不如‘以静制动’，宣布‘只惩首恶，不问胁从’，让老百姓和官员知道，只要回头，朝廷就不追究。”刘彧听了这话，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马下旨昭告天下，果然稳住了不少摇摆不定的人——有些地方官员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造反，一看朝廷“不秋后算账”，干脆就按兵不动了。
就在朝廷稍微喘口气的时候，又出了个小插曲：豫州刺史殷琰，本来因为家人都在建康，不想跟着造反，可他手下的建武司马刘顺天天在他耳边“洗脑”，说“寻阳势力大，跟着走准没错”，再加上当地土豪杜叔宝等人拿着刀威胁他，殷琰没办法，只好也投靠了刘子勋。这一下，朝廷的南线也岌岌可危，刘彧急得团团转，这时候，一个叫葛僧韶的人站了出来，他是兖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主动请求去劝舅舅“归降朝廷”。
葛僧韶见到殷孝祖，没说太多大道理，只说了一句：“舅舅，现在朝廷危难，您要是能率军回建康，不仅能帮皇上平定叛乱，还能青史留名，这比跟着叛军当‘乱臣贼子’强多了！”殷孝祖是个爽快人，一听这话就拍板了：“好！我跟你走！”他立马带着两千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地往建康赶。消息传到京城，朝廷上下跟过年似的——要知道，当时朝廷能调动的兵力没多少，殷孝祖这两千人简直是“雪中送炭”。刘彧亲自出城迎接，当场封殷孝祖为抚军将军，让他统领前锋大军，军心一下子就稳了。
接下来的平叛战事，最有意思的要数东线。巴陵王刘休若带着沈怀明、张永、萧道成（没错，就是后来南齐的开国皇帝）等人去讨伐叛军孔觊。孔觊在晋陵九里（今江苏常州附近）摆了个大阵，人多势众，沈怀明带去的兵少，只好就地筑堡垒防守，不敢出战。张永这边更搞笑，不知道沈怀明的情况，以为他被叛军打败了，吓得带着兵退到了延陵（今江苏丹阳），差点引发全军恐慌。幸好刘休若够狠，当场下令：“谁再敢说退，就斩谁！”又赶上天气大寒，风雪漫天，叛军也没法进攻，这才把军心稳住。
真正的“黑马”是殿中御史吴喜。这人平时看着不起眼，却主动向刘彧请命：“给我三百精兵，我去东线平叛！”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三百人打叛军，跟送人头似的。可吴喜有自己的底气：他以前经常去东吴（东线地区）出差，为人宽厚，走到哪儿都跟老百姓处得好，大家都念他的好。果然，他带着三百人出发后，沿途的老百姓不仅不阻拦，还主动给他们送粮食、指路线。叛军里的不少士兵，以前也受过吴喜的恩惠，根本不想跟他打。后来，将领任农夫也赶来帮忙，两人在长塘湖（今浙江湖州附近）跟叛军庾业的部队遭遇，庾业本来以为能轻松取胜，结果被吴喜和任农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弃城逃往义兴（今江苏宜兴）。到了二月，吴喜等人趁热打铁，攻克了义兴，叛军守将刘延熙走投无路，跳河自杀了。东线战事一胜，朝廷的局面彻底打开，后面的平叛就顺利多了。
司马光说
泰始二年，刘子勋童稚被拥，邓琬矫诏乱政，四方响应，宋室几危。明帝刘彧虽承乱即位，然能任休仁、玄谟之将，纳攸之、兴宗之谋，又得孝祖、吴喜之助，终能挽狂澜于既倒。夫天下之乱，多起于权欲熏心，邓琬以幼主为傀儡，欲窃神器，其败必矣；而明帝能“以静制动”“宽宥胁从”，此乃得民心之要也。吴喜以三百人破敌，非唯勇也，盖其素得民心故耳。为政者，当知“民心即天命”，失民心者失天下，此千古之鉴。
作者说
这场刘宋平叛大戏，要是放在今天，简直能拍一部“职场逆袭爽剧”，但细琢磨起来，里面藏着不少反常识的道理。比如邓琬，他以为“抱个娃娃皇帝就能当老大”，却忘了最基本的逻辑：权力不是靠“伪造玺书”“封官许愿”来的，而是靠“民心”——他忙着争权夺利，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叛军烧杀抢掠，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这哪是“天命所归”，分明是“自寻死路”。
还有个有意思的点：吴喜的“三百人破敌”。很多人觉得打仗靠人多、靠武器，可吴喜偏偏靠“人情”赢了——他以前出差时对老百姓好，关键时刻老百姓就愿意帮他，叛军士兵也不愿跟他为敌。这就像现在的职场，有人觉得“靠权谋、靠打压就能上位”，可真正能走得远的，往往是那些“待人宽厚、有人情味”的人，毕竟“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愿意帮你”。
最值得琢磨的是明帝的“以静制动”策略。面对全国造反，他没有慌着“杀一儆百”，而是选择“宽宥胁从”，这其实是抓住了“多数人不想造反，只是怕被清算”的心理。就像现在的团队管理，遇到问题时，一味地“追责惩罚”只会让大家藏着掖着，而“分清主次、宽容小错”反而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起解决问题。邓琬输就输在“把所有人都逼到对立面”，而明帝赢就赢在“把多数人拉到自己这边”，这才是“以少胜多、逆风翻盘”的关键。
本章金句
权力是沙子，靠威胁攥不住；民心是潮水，靠宽厚才能引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