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那会儿的北魏，就跟个热闹的大戏台似的，前一秒还风平浪静，后一秒就能闹出天大的动静。这不，宣武帝元恪突然一病不起，咽气前攥着太子元诩的手，估计还念叨着“好好当皇帝，别学你爹我天天操心”——可他没料到，自己刚闭眼，宫里就上演了一出“权力洗牌”的大戏，连带着整个北魏的走向都拐了个大弯。
先说这位宣武帝元恪，生前也算个“佛系皇帝”，没怎么搞过大动作，就想着守好家业。可他有个软肋：耳根子软，还特别信任外戚。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高肇，也就是高太后的哥哥。这高肇可不是省油的灯，仗着妹妹是皇后、自己是国舅，在朝廷里说一不二，谁不服就给谁穿小鞋，连宗室亲王都得让他三分。太子元诩那时候才六岁，还是个穿开裆裤、只知道玩玩具的小屁孩，根本不懂什么叫“朝政”，所以元恪一死，宫里的权力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谁都想抢一把。
高肇那时候正在外面带兵，听说皇帝驾崩了，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小太子好控制，自己说不定能当“摄政王”；慌的是京城里头没自己人，万一有人背后捅刀子咋办？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得赶紧回去，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回到京城，凭着自己的身份，总能稳住局面。可他忘了，宫里还有个厉害角色等着他——太子的亲妈，胡氏。
这胡氏可不是一般的后宫妇人，脑子转得比谁都快。宣武帝活着的时候，她因为生了太子，地位比高太后低一头，天天看着高肇兄妹耀武扬威，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皇帝死了，她儿子成了新皇帝，终于轮到她“翻身”了。胡氏知道，高肇是最大的障碍，这人要是回了京城，自己和儿子的位置都坐不稳。于是她赶紧联合几个看高肇不顺眼的大臣，偷偷布下了天罗地网。
等高肇风尘仆仆赶回京城，刚进皇宫大门，还没来得及哭丧，就被几个侍卫按住了。他还想嚷嚷“我是国舅，你们敢动我”，结果人家根本不跟他废话，直接把他拖到偏殿里，没一会儿就传出消息——高肇“病逝”了。明眼人都知道，这哪儿是病逝，分明是被“打包处理”了。解决完高肇，胡氏又把矛头对准了高太后。高太后没了哥哥撑腰，就跟没了爪牙的老虎，只能任人摆布。胡氏也没杀她，就是逼她剃了头发，送去寺庙当尼姑，美其名曰“为先帝祈福”，其实就是把她彻底踢出了权力中心。
解决完对手，胡氏就成了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装模作样地跟大臣们商量事儿，可没过多久，就暴露了“任性”的本性。她这人有个特点：记恩不记仇，但也太记恩了——只要是对她有过好处的人，哪怕犯了天大的错，她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有个大臣，贪污了国库的银子，按律该杀头，可因为这大臣以前在她没上位的时候帮过忙，胡太后就只罚了他几个月俸禄，还照样让他当官。这下可好，满朝文武都看明白了：只要跟太后搞好关系，犯点错不算啥。于是贪污的、偷懒的、拉帮结派的越来越多，朝廷的规矩早就被抛到了脑后。
任城王元澄是个实在人，看着朝廷越来越乱，心里急得不行。那时候北魏的北方边境不太平，经常有游牧民族来骚扰，元澄就劝胡太后：“太后啊，咱们得赶紧加强北方的防御，多派点兵、多存点粮草，不然等敌人打过来，可就晚了！”可胡太后正忙着在京城修寺庙呢，哪儿听得进去。她觉得修寺庙既能给自己积功德，又能让老百姓觉得她“仁慈”，比修城墙、养士兵划算多了。于是她大手一挥，拨了一大笔钱，召集了几万工匠，在京城建了一座又一座豪华寺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永宁寺，据说那佛塔高得能捅到云彩里，里面的佛像全是用金子做的。
钱都花在修寺庙上了，北方的防御自然就没人管了。士兵们拿着微薄的俸禄，连盔甲都快穿破了，粮草也经常断供。边境的将领多次上书请求支援，胡太后要么敷衍两句，要么干脆把奏折扔到一边。有一次元澄实在忍不住了，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跟胡太后争辩，说：“修寺庙的钱，够养十万士兵一年了！要是再这么下去，边境一丢，咱们连修寺庙的地方都没了！”可胡太后根本不听，还说元澄“小题大做”，最后气得元澄回家就生了场大病。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北方的游牧民族就趁着北魏防御薄弱，大举入侵。边境的士兵根本抵挡不住，连连败退，好几座城池都被占了。消息传到京城，胡太后这才慌了神，赶紧派军队去增援，可这时候再补救，早就晚了——士兵没训练好，粮草没准备足，去了也是送人头。一场仗打下来，北魏损失惨重，不光丢了土地，还赔进去好几万士兵的性命，国力一下子就弱了大半。
而那些之前被胡太后纵容的贪官污吏，这会儿也没闲着，趁着战乱偷偷倒卖军粮、克扣军饷，把朝廷搅得更是一团糟。老百姓本来就因为修寺庙被征了不少徭役，现在又要负担战争的赋税，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不少地方都开始闹饥荒。胡太后这时候才后悔，可再怎么后悔，也没法把失去的土地和民心找回来了。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里写这段，没咋骂胡太后，也没替高肇喊冤，就老老实实记着“高肇死、高后出家、胡后临朝、纲纪坏、边患起”这些事儿。其实司马光想说的是，治国跟管家一个理儿——家里得有规矩，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然下人就会偷懒耍滑；国家也得有章法，该防的防，该省的省，不然臣子就会贪赃枉法。胡太后倒好，把“规矩”当摆设，把“国事”当儿戏，修寺庙比守边境上心，护恩人比护百姓积极，这么搞下去，国家不乱才怪。说到底，掌权者要是拎不清轻重，再大的家业也能败光。
作者说
我倒觉得，胡太后这事儿，不只是“拎不清轻重”那么简单，她身上藏着个挺有意思的矛盾：既想当“仁慈的掌权者”，又没搞懂“仁慈”该用在啥地方。她以为对恩人仁慈、修寺庙积德就是“善”，却忘了对百姓减税、对边境设防才是更大的“善”；她以为纵容亲信能巩固权力，却不知道“没有规矩的纵容”只会养出蛀虫，最后把自己的权力也给蛀空了。
这事儿放到现在也挺有启发的，比如咱们在职场里，有人总想着“搞好关系就能混得好”，跟领导套近乎、对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忘了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就像胡太后纵容贪官一样，看似“人缘好”，实则是在给自己挖坑，早晚得因为工作出问题栽跟头。再比如有人做决策，总盯着“表面好看”的事，比如搞花架子工程，却忽略了“实在有用”的事，比如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胡太后修寺庙不管边境一样，最后只会“面子”有了，“里子”却没了。有时候，真正的“聪明”，不是会耍小聪明，而是能分清“啥重要、啥不重要”。
本章金句
掌权者若把“恩宠”当规矩，把“喜好”当国事，再稳的江山也会被折腾得摇摇欲坠。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胡太后，你会怎么选择？刚掌权时会先收拾高肇，还是先安抚大臣？要是你是任城王元澄，看到胡太后不听劝，会继续争辩，还是换个方法提建议？快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先说这位宣武帝元恪，生前也算个“佛系皇帝”，没怎么搞过大动作，就想着守好家业。可他有个软肋：耳根子软，还特别信任外戚。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高肇，也就是高太后的哥哥。这高肇可不是省油的灯，仗着妹妹是皇后、自己是国舅，在朝廷里说一不二，谁不服就给谁穿小鞋，连宗室亲王都得让他三分。太子元诩那时候才六岁，还是个穿开裆裤、只知道玩玩具的小屁孩，根本不懂什么叫“朝政”，所以元恪一死，宫里的权力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谁都想抢一把。
高肇那时候正在外面带兵，听说皇帝驾崩了，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小太子好控制，自己说不定能当“摄政王”；慌的是京城里头没自己人，万一有人背后捅刀子咋办？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得赶紧回去，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回到京城，凭着自己的身份，总能稳住局面。可他忘了，宫里还有个厉害角色等着他——太子的亲妈，胡氏。
这胡氏可不是一般的后宫妇人，脑子转得比谁都快。宣武帝活着的时候，她因为生了太子，地位比高太后低一头，天天看着高肇兄妹耀武扬威，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皇帝死了，她儿子成了新皇帝，终于轮到她“翻身”了。胡氏知道，高肇是最大的障碍，这人要是回了京城，自己和儿子的位置都坐不稳。于是她赶紧联合几个看高肇不顺眼的大臣，偷偷布下了天罗地网。
等高肇风尘仆仆赶回京城，刚进皇宫大门，还没来得及哭丧，就被几个侍卫按住了。他还想嚷嚷“我是国舅，你们敢动我”，结果人家根本不跟他废话，直接把他拖到偏殿里，没一会儿就传出消息——高肇“病逝”了。明眼人都知道，这哪儿是病逝，分明是被“打包处理”了。解决完高肇，胡氏又把矛头对准了高太后。高太后没了哥哥撑腰，就跟没了爪牙的老虎，只能任人摆布。胡氏也没杀她，就是逼她剃了头发，送去寺庙当尼姑，美其名曰“为先帝祈福”，其实就是把她彻底踢出了权力中心。
解决完对手，胡氏就成了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装模作样地跟大臣们商量事儿，可没过多久，就暴露了“任性”的本性。她这人有个特点：记恩不记仇，但也太记恩了——只要是对她有过好处的人，哪怕犯了天大的错，她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有个大臣，贪污了国库的银子，按律该杀头，可因为这大臣以前在她没上位的时候帮过忙，胡太后就只罚了他几个月俸禄，还照样让他当官。这下可好，满朝文武都看明白了：只要跟太后搞好关系，犯点错不算啥。于是贪污的、偷懒的、拉帮结派的越来越多，朝廷的规矩早就被抛到了脑后。
任城王元澄是个实在人，看着朝廷越来越乱，心里急得不行。那时候北魏的北方边境不太平，经常有游牧民族来骚扰，元澄就劝胡太后：“太后啊，咱们得赶紧加强北方的防御，多派点兵、多存点粮草，不然等敌人打过来，可就晚了！”可胡太后正忙着在京城修寺庙呢，哪儿听得进去。她觉得修寺庙既能给自己积功德，又能让老百姓觉得她“仁慈”，比修城墙、养士兵划算多了。于是她大手一挥，拨了一大笔钱，召集了几万工匠，在京城建了一座又一座豪华寺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永宁寺，据说那佛塔高得能捅到云彩里，里面的佛像全是用金子做的。
钱都花在修寺庙上了，北方的防御自然就没人管了。士兵们拿着微薄的俸禄，连盔甲都快穿破了，粮草也经常断供。边境的将领多次上书请求支援，胡太后要么敷衍两句，要么干脆把奏折扔到一边。有一次元澄实在忍不住了，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跟胡太后争辩，说：“修寺庙的钱，够养十万士兵一年了！要是再这么下去，边境一丢，咱们连修寺庙的地方都没了！”可胡太后根本不听，还说元澄“小题大做”，最后气得元澄回家就生了场大病。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北方的游牧民族就趁着北魏防御薄弱，大举入侵。边境的士兵根本抵挡不住，连连败退，好几座城池都被占了。消息传到京城，胡太后这才慌了神，赶紧派军队去增援，可这时候再补救，早就晚了——士兵没训练好，粮草没准备足，去了也是送人头。一场仗打下来，北魏损失惨重，不光丢了土地，还赔进去好几万士兵的性命，国力一下子就弱了大半。
而那些之前被胡太后纵容的贪官污吏，这会儿也没闲着，趁着战乱偷偷倒卖军粮、克扣军饷，把朝廷搅得更是一团糟。老百姓本来就因为修寺庙被征了不少徭役，现在又要负担战争的赋税，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不少地方都开始闹饥荒。胡太后这时候才后悔，可再怎么后悔，也没法把失去的土地和民心找回来了。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里写这段，没咋骂胡太后，也没替高肇喊冤，就老老实实记着“高肇死、高后出家、胡后临朝、纲纪坏、边患起”这些事儿。其实司马光想说的是，治国跟管家一个理儿——家里得有规矩，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然下人就会偷懒耍滑；国家也得有章法，该防的防，该省的省，不然臣子就会贪赃枉法。胡太后倒好，把“规矩”当摆设，把“国事”当儿戏，修寺庙比守边境上心，护恩人比护百姓积极，这么搞下去，国家不乱才怪。说到底，掌权者要是拎不清轻重，再大的家业也能败光。
作者说
我倒觉得，胡太后这事儿，不只是“拎不清轻重”那么简单，她身上藏着个挺有意思的矛盾：既想当“仁慈的掌权者”，又没搞懂“仁慈”该用在啥地方。她以为对恩人仁慈、修寺庙积德就是“善”，却忘了对百姓减税、对边境设防才是更大的“善”；她以为纵容亲信能巩固权力，却不知道“没有规矩的纵容”只会养出蛀虫，最后把自己的权力也给蛀空了。
这事儿放到现在也挺有启发的，比如咱们在职场里，有人总想着“搞好关系就能混得好”，跟领导套近乎、对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忘了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就像胡太后纵容贪官一样，看似“人缘好”，实则是在给自己挖坑，早晚得因为工作出问题栽跟头。再比如有人做决策，总盯着“表面好看”的事，比如搞花架子工程，却忽略了“实在有用”的事，比如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胡太后修寺庙不管边境一样，最后只会“面子”有了，“里子”却没了。有时候，真正的“聪明”，不是会耍小聪明，而是能分清“啥重要、啥不重要”。
本章金句
掌权者若把“恩宠”当规矩，把“喜好”当国事，再稳的江山也会被折腾得摇摇欲坠。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胡太后，你会怎么选择？刚掌权时会先收拾高肇，还是先安抚大臣？要是你是任城王元澄，看到胡太后不听劝，会继续争辩，还是换个方法提建议？快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