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府与徐允爵府邸的抄没，已非此前查抄盐商可比。
那不仅是财富的清点，更是一场对江南数百年积累的庞然大物的解剖。
林汝元亲自坐镇，行辕所有算学高手、户部干吏、乃至从忠武军借调的识字军官悉数上阵，日夜不休，历时近月，方将这笔糊涂账理出个大略。
最终呈送北京的数字，令见惯了风浪的陆铮与阁臣们都为之窒息。
现银、金锭、珠宝古玩： 折银共计一千二百余万两。
这还不包括那些难以估价的前朝字画、孤本典籍、奇珍异宝，仅初步登记造册便装了数十大箱。
田产地契：分布于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府的良田、桑园、山地、湖荡，总计近四十万亩！这几乎相当于某些小州的全部耕地面积。
店铺商号：涉及绸缎、盐业、粮行、当铺、船运等各行各业的店铺一千二百余间，遍布江南各大市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宅邸园林：在金陵、苏州、扬州等地有大小宅院、园林近百处，其中魏国公府在金陵的园子，占地广阔，亭台楼阁极尽奢华，堪比王府。
这庞大的资产，如同一个帝国的缩影，清晰地展示了权力与财富是如何在江南这片土地上紧密结合、滋生膨胀的。
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民间更是议论纷纷，有痛骂蠹虫误国的，也有惊叹其富可敌国的。
面对这笔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真空，林汝元并未被冲昏头脑，他深知，如何处置，关乎江南能否真正新生。
财用其道： 他奏请朝廷，将抄没现银的大部分即刻解送北京，充盈国库，用于北疆军饷、潼关战事及北方赈济。同时，划出部分专款，用于：
兴修水利： 重点疏浚吴淞江、白茆河等淤塞严重的河道，恢复其排涝灌溉功能，这是安抚地方、争取民心的关键。
补贴清丈： 对配合清丈田亩、主动申报的中小地主给予一定补偿，对因此失去佃权的贫户给予安置粮种，减少改革阵痛。
扩建官学、育才官舍： 在各地增建、修缮官学，扩大“育才官舍”规模，为寒门子弟提供更多上升通道。
田亩处置： 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林汝元采取了极为审慎的策略：
部分发还： 对查实确系被徐家巧取豪夺的民田，核实后发还原主，此举立刻赢得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设立官庄： 将大部分无主或来源不清的田亩收归国有，设立“官督民垦”的官庄，招募流民或无地佃户耕种，租赋低于以往私租，所得收益部分归地方财政，部分上缴朝廷。
这既安置了流民，稳定了社会，也建立了不依赖士绅的财政来源。
少量发卖： 将部分位置极佳、易于管理的田产，优先发卖给那些在徐党倒台过程中保持中立或略有功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以此分化拉拢，扩大新政支持面。
商路重定： 对于抄没的店铺商号，林汝元并未一概收归官营，那会扼杀商业活力。他选择：
拆分拍卖： 将大部分店铺商号评估作价，公开拍卖，允许本地及外省商人竞买，但严格审查资质，防止形成新的垄断。此举迅速回笼了大量资金，也打破了徐家对江南商业的垄断。
官营关键： 只将涉及盐业、漕运关键环节以及部分规模巨大的丝织工场收归官营或“官督商办”，以确保国家能控制经济命脉。
设立市舶新规： 在松江府，支持赵德柱大刀阔斧地改革市舶司，颁布新的贸易章程，降低合规商人的税费，严厉打击走私，吸引更多海商前来贸易。
新政的推行，在江南引发了复杂而深刻的反响。
世家大族： 大多选择了沉默。徐家的覆灭让他们兔死狐悲，心惊胆战。
他们中有的紧闭门户，约束子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对抗新政；有的则开始悄悄变卖部分非核心资产，向北方或内地转移，以避风头；
更有少数识时务者，开始尝试与孙铭、赵德柱等新任官员接触，寻求在新的规则下合作的可能。那种“铁板一块”的江南士绅联盟，已然瓦解。
商贾阶层： 心态更为复杂。一部分与徐党绑定过深的巨商随之倾覆，或被捕，或破产。
但更多中小商人，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慌后，发现新政带来的并非全是坏消息。
店铺拍卖给了他们机会，市舶新规降低了贸易成本，清丈田亩虽然触动了一些兼营地产的商人利益，但也打破了大地主对市场的隐性控制。
他们开始观望，计算着在新秩序下的得失，一部分胆大敏锐者，已经开始尝试抓住拍卖和贸易新规带来的机遇。
学子士人： 分化最为明显。那些依附于徐家、为其摇唇鼓舌的文人，顿时失声，或遭清算，或狼狈隐匿。
而大多数寒门士子和部分有识之士，则对林汝元的新政抱有很大期望。
“育才官舍”的扩大和官学的兴修，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晋升希望。林汝元惩治贪官、追赃巨额、兴修水利的举动，也符合他们心中“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理想。
虽然对其某些“酷烈”手段仍有微词，但总体上，舆论的风向已悄然转变，开始更多地为新政唱赞歌，将林汝元视为“中兴能臣”。
底层百姓： 他们是新政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受益者。
发还田产、降低租赋、兴修水利，这些都让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甚至可能活得更好一点的希望。
“林青天”的称呼，从苏州一府，迅速传遍江南。
金陵行辕内，林汝元看着各地送来的报告，心中并无太多喜悦。
他知道，抄家带来的震慑终会过去，新政的根基能否扎牢，取决于后续能否持续给百姓带来实惠。
能否建立起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能否真正让江南的财富为整个帝国所用，而非滋养新的蛀虫。
“破易立难。”他轻叹一声，目光再次投向案头的地图，那里，潼关的方向依旧被浓厚的战争阴云笼罩。
江南初定，不过是解除了帝国的后顾之忧，真正决定大明命运的决战，依然在遥远的西北和关外。
他这里提供的钱粮、创造的稳定后方，必须尽快转化为前线的胜势。时间，依旧紧迫。
……
那不仅是财富的清点，更是一场对江南数百年积累的庞然大物的解剖。
林汝元亲自坐镇，行辕所有算学高手、户部干吏、乃至从忠武军借调的识字军官悉数上阵，日夜不休，历时近月，方将这笔糊涂账理出个大略。
最终呈送北京的数字，令见惯了风浪的陆铮与阁臣们都为之窒息。
现银、金锭、珠宝古玩： 折银共计一千二百余万两。
这还不包括那些难以估价的前朝字画、孤本典籍、奇珍异宝，仅初步登记造册便装了数十大箱。
田产地契：分布于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府的良田、桑园、山地、湖荡，总计近四十万亩！这几乎相当于某些小州的全部耕地面积。
店铺商号：涉及绸缎、盐业、粮行、当铺、船运等各行各业的店铺一千二百余间，遍布江南各大市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宅邸园林：在金陵、苏州、扬州等地有大小宅院、园林近百处，其中魏国公府在金陵的园子，占地广阔，亭台楼阁极尽奢华，堪比王府。
这庞大的资产，如同一个帝国的缩影，清晰地展示了权力与财富是如何在江南这片土地上紧密结合、滋生膨胀的。
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民间更是议论纷纷，有痛骂蠹虫误国的，也有惊叹其富可敌国的。
面对这笔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真空，林汝元并未被冲昏头脑，他深知，如何处置，关乎江南能否真正新生。
财用其道： 他奏请朝廷，将抄没现银的大部分即刻解送北京，充盈国库，用于北疆军饷、潼关战事及北方赈济。同时，划出部分专款，用于：
兴修水利： 重点疏浚吴淞江、白茆河等淤塞严重的河道，恢复其排涝灌溉功能，这是安抚地方、争取民心的关键。
补贴清丈： 对配合清丈田亩、主动申报的中小地主给予一定补偿，对因此失去佃权的贫户给予安置粮种，减少改革阵痛。
扩建官学、育才官舍： 在各地增建、修缮官学，扩大“育才官舍”规模，为寒门子弟提供更多上升通道。
田亩处置： 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林汝元采取了极为审慎的策略：
部分发还： 对查实确系被徐家巧取豪夺的民田，核实后发还原主，此举立刻赢得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设立官庄： 将大部分无主或来源不清的田亩收归国有，设立“官督民垦”的官庄，招募流民或无地佃户耕种，租赋低于以往私租，所得收益部分归地方财政，部分上缴朝廷。
这既安置了流民，稳定了社会，也建立了不依赖士绅的财政来源。
少量发卖： 将部分位置极佳、易于管理的田产，优先发卖给那些在徐党倒台过程中保持中立或略有功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以此分化拉拢，扩大新政支持面。
商路重定： 对于抄没的店铺商号，林汝元并未一概收归官营，那会扼杀商业活力。他选择：
拆分拍卖： 将大部分店铺商号评估作价，公开拍卖，允许本地及外省商人竞买，但严格审查资质，防止形成新的垄断。此举迅速回笼了大量资金，也打破了徐家对江南商业的垄断。
官营关键： 只将涉及盐业、漕运关键环节以及部分规模巨大的丝织工场收归官营或“官督商办”，以确保国家能控制经济命脉。
设立市舶新规： 在松江府，支持赵德柱大刀阔斧地改革市舶司，颁布新的贸易章程，降低合规商人的税费，严厉打击走私，吸引更多海商前来贸易。
新政的推行，在江南引发了复杂而深刻的反响。
世家大族： 大多选择了沉默。徐家的覆灭让他们兔死狐悲，心惊胆战。
他们中有的紧闭门户，约束子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对抗新政；有的则开始悄悄变卖部分非核心资产，向北方或内地转移，以避风头；
更有少数识时务者，开始尝试与孙铭、赵德柱等新任官员接触，寻求在新的规则下合作的可能。那种“铁板一块”的江南士绅联盟，已然瓦解。
商贾阶层： 心态更为复杂。一部分与徐党绑定过深的巨商随之倾覆，或被捕，或破产。
但更多中小商人，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慌后，发现新政带来的并非全是坏消息。
店铺拍卖给了他们机会，市舶新规降低了贸易成本，清丈田亩虽然触动了一些兼营地产的商人利益，但也打破了大地主对市场的隐性控制。
他们开始观望，计算着在新秩序下的得失，一部分胆大敏锐者，已经开始尝试抓住拍卖和贸易新规带来的机遇。
学子士人： 分化最为明显。那些依附于徐家、为其摇唇鼓舌的文人，顿时失声，或遭清算，或狼狈隐匿。
而大多数寒门士子和部分有识之士，则对林汝元的新政抱有很大期望。
“育才官舍”的扩大和官学的兴修，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晋升希望。林汝元惩治贪官、追赃巨额、兴修水利的举动，也符合他们心中“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理想。
虽然对其某些“酷烈”手段仍有微词，但总体上，舆论的风向已悄然转变，开始更多地为新政唱赞歌，将林汝元视为“中兴能臣”。
底层百姓： 他们是新政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受益者。
发还田产、降低租赋、兴修水利，这些都让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甚至可能活得更好一点的希望。
“林青天”的称呼，从苏州一府，迅速传遍江南。
金陵行辕内，林汝元看着各地送来的报告，心中并无太多喜悦。
他知道，抄家带来的震慑终会过去，新政的根基能否扎牢，取决于后续能否持续给百姓带来实惠。
能否建立起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能否真正让江南的财富为整个帝国所用，而非滋养新的蛀虫。
“破易立难。”他轻叹一声，目光再次投向案头的地图，那里，潼关的方向依旧被浓厚的战争阴云笼罩。
江南初定，不过是解除了帝国的后顾之忧，真正决定大明命运的决战，依然在遥远的西北和关外。
他这里提供的钱粮、创造的稳定后方，必须尽快转化为前线的胜势。时间，依旧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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