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罗雅谷等耶稣会士得知皇帝竟然真的收了钱就给那群清教徒开了绿灯，甚至还派锦衣卫去提供保护，顿时就坐不住了。
他们原本还指望着依靠精妙的科学知识和迂回的策略慢慢争取皇帝的信任和特许，谁知那些英国清教徒竟如此不讲武德，直接拿银子砸路！
焦急之下，汤若望等人也迅速行动，多方筹措，甚至动用了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经费，好不容易凑齐了四万两白银，紧急求见朱由检。
朱由检听说又有“客户”带着加倍的资金上门，自然是满心欢喜，立刻召见。看到白花花的银子，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当场就爽快地允诺：“尔等忠心可嘉，捐输助国，朕心甚慰。准了！便许尔等建两座教堂！”
汤若望等人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许可，但心中那份急切却并非完全源于传播福音的热情。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与那群英国清教徒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源于欧洲宗教改革的尖锐矛盾。
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对方则是誓与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清教徒，在欧洲本土便是势同水火的死敌。
如今，这场跨越重洋的宗教纷争，竟意外地在大明皇帝的御座前找到了新的战场。虽然无法动用火枪和军队，但争夺皇帝的恩宠、比拼谁能在东方建立更多的教堂、扩大自身教派的影响力——这无疑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战争”。
他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死对头在北京站稳脚跟而自己却落后一步！
朱由检哪里知道什么“三十年战争”自己国家的历史都没学明白呢，他眼下更关心的是那四万两白银能买多少粮食、铸多少火炮。至于那些个传教士之间的那点恩怨？只要不影响他的江山社稷，不妨碍他搞钱，他们爱怎么“竞标”就怎么“竞标”吧。
所以说，万事万物皆怕内卷，这“慈善事业”一旦卷起来，初衷也就悄然变了味。汤若望等人的教堂尚未完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试图抢占先机，他们的方式是向京师的穷苦人家发放聊以果腹的黑面包，以期播下好感和信任的种子。
那边的詹姆斯清教徒团体一看，岂肯示弱？立刻采取了“升级服务”——你们发黑面包？那我们这边就发更精细、更显“高级”的白面包！这场面，简直成了西洋慈善赈济的“面包品质竞赛”，让原本严肃的宗教传播，莫名带上了一丝攀比的滑稽。
这可把汤若望气得不轻，感觉对方纯粹是在用物质享受扰乱人心。一怒之下，他决定祭出另一项更能体现实力和“技术含量”的法宝——他亲自带着懂些医理的同伴，开始走街串巷，免费为贫民诊病施药，以展示天主教徒不仅关心灵魂，也关怀肉体的苦难。
詹姆斯清教徒们见状，自然不甘落后，立刻推出了自己的“知识扶贫”项目：开始在街头巷尾开设简易学堂，教授过往行人和好奇的孩子书写计算更为简便的“阿拉伯数字”和基础算术，试图以开启民智的方式来争夺影响力和好感。
于是，在北京城的街巷间，一场由两大西洋教派发起、围绕大明百姓身心需求的“慈善内卷”大赛，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看得本地百姓眼花缭乱，也让深宫中的朱由检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收钱卖许可，竟会引发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洋善行大比拼”。
那边汤若望和詹姆斯两派为了争夺人心，慈善竞赛搞得如火如荼，不亦乐乎。这边朱由检的龙案上，关于他们的奏本也基本没停过，几乎每日都有御史或科道官员呈上新的弹章。
奏疏里的内容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有抨击他们“以小恩小惠，蛊惑愚夫愚妇，其心叵测”的；有担忧“长此以往，民只知有洋善人，不知有朝廷”的；更有甚者，直接预言“此乃收买人心，恐为他日祸乱之阶”。
然而，面对这些忧心忡忡的告状，朱由检这次却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这些人就是爱杞人忧天。奏疏里写得骇人听闻，可汤若望、詹姆斯他们哪一点违反了朕的规矩？朕是不是明令禁止他们传教了？他们现在可有一人敢在街上拉着人讲圣经、发展信徒？没有吧！
人家现在行医，教学，发面包，做的都是实打实的善事，惠及的是朕的子民。既安分守己，又帮朕稳定了京师的穷苦人心，还没花朕的内帑和国库一分钱。这等好事，他们有什么可嚷嚷的？
他们若是违反了朕的禁令，自有厂卫去拿人。既然没违反，那就由他们去。说不定还能让京师的太医局和县学有点紧迫感，看看人家洋和尚是怎么‘惠民’的。
朱由检一番解释，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潜在的文化宗教冲突，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无害且有益的慈善竞赛”，反而将上书言事的臣子衬托得有些大惊小怪、不通情理了。这一手“事实胜于雄辩”的诡辩，暂时堵住了不少朝臣的嘴。
的确，这股由西洋人意外掀起的“慈善内卷”风潮，其副作用开始显现出巨大的、连朱由检都未曾预料到的刺激效应。
那些原本安坐堂上、姿态矜持的本地医者，那些享有名望、收着不菲束修的教书先生，以及那些虽行善举却更重名声的富豪乡绅，纷纷坐不住了。
眼见着洋和尚们不仅分走了关注，更似乎在重新定义着何为“善行”、何为“惠民”，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群体中弥漫开来。
医者们再也无法安然高坐于堂馆之中，等着病人上门求诊。他们开始效仿汤若望，或派遣弟子，或亲自下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主动去寻访那些贫病交加、无力求医的百姓，甚至也开始提供免费的诊视和简单的药物，唯恐失了人心和口碑。
教书先生们，尤其是那些教授蒙童的塾师，感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当清教徒们用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算法就能吸引大批好奇的民众，他们引以为傲的九宫算数、珠算口诀似乎遇到了挑战。
为了证明传统学问的实用与精深，也为了争夺教育的“话语权”，一些开明的先生也开始在街头巷尾设下临时书案，免费教授孩童识字、启蒙算术，试图与洋人的“新学”一较高下。
富豪乡绅们的施粥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稀粥能果腹即可，如今眼见着洋面包和白粥的“高标准”，他们也开始卷了起来。
粥棚越搭越宽敞，锅越换越大，锅里的粥也肉眼可见地越来越稠，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粒肉末或豆子。行善不再仅仅是为了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更添了一丝“不能输给洋人”的较劲意味。
于是，在这股奇特的竞争浪潮推动下，京师的底层百姓竟意外地迎来了一段“好时光”——看病更容易了，识字的机会更多了，能糊口的粥饭也更实在了。这一切，都源于皇帝陛下无意中点燃的那把“内卷”之火。
崇祯皇帝这番出于搞钱目的而默许甚至间接鼓励的“开放”，其带来的连锁反应远非一场京师的“慈善比赛”所能概括。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势力，其目光并不仅仅专注于大明一家，他们同样也派出了使者，尝试与关外的后金政权接触。
然而，在盛京，皇太极的态度却与朱由检截然不同。这位后金大汗对于西洋来的“洋和尚”和他们的礼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极强的实用主义态度。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技术我要，特权没有，想要传教？门都没有！”
他对西洋的火炮、历法、天文、测绘等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愿意重金礼聘甚至扣留相关人才为其服务。但对于任何宗教传播或建立长期据点的请求，一律坚决回绝，丝毫不给商量的余地。
在他眼中，这些西洋人只是可利用的技术来源，绝非可以平等交往、甚至允许其动摇后金社会根基的伙伴。
两相对比之下，大明皇帝朱由检这边虽然规矩也多，但至少愿意谈谈条件，打开了一条缝隙，允许他们用金钱换取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潜在的影响力。这种差异，很快就在西洋各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势力）的评估中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洋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北京而非盛京。通往紫禁城的道路上，各国使团或代表的身影逐渐增多，他们献上的“拜访礼物”也从最初的新奇玩意，逐渐升级为更昂贵、更精巧的科技产品、艺术品乃至直接的金银，都希望能在这位看似“开明”且对金钱来者不拒的大明皇帝这里，为自己或所属的势力打开一扇更大的窗口。
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后话。至少在崇祯三年的这个冬天，双方还都处在比较“低级”的、试探性的慈善内卷和商业竞标阶段。但竞争的种子已经埋下，格局的悄然改变已然开始。
崇祯四年正月，京郊试验田里的“马铃薯”试种结果终于出来了。尽管经历了严冬的考验，那些挣扎着破土而出的块茎长得是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堪称“歪瓜裂枣”，但终究是在这非常时节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确实有了收成。
在孙传庭亲自督办的这片不算大的试验田里，最终竟收获了好几百斤的马铃薯。这个数字对于见惯了动辄万石粮草奏报的朝廷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其象征意义和带来的希望却远超其本身重量。
这一成果让朱由检兴奋不已，几乎要从龙椅上跳起来。他拿着孙传庭呈上来的、还沾着泥土的几颗“丑土豆”，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在这等寒冬都能长出东西来，收成还能看！这说明什么？说明此物确非凡品，耐寒抗逆之名不虚！”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若是将其推广至陕西那等苦寒干旱之地，即便产量不及江南沃土，也定能有所收获！至少……至少能让朕的子民多一条活路，比去啃树皮、嚼草根、甚至吃那要人命的‘观音土’要强上千百倍！”
这几百斤其貌不扬的土豆，在朱由检眼中，已然成了未来对抗天灾、稳定西北、甚至逆转国运的一颗关键种子。他立刻下令，将这些收获的土豆全部妥善保存，作为来年开春在陕西进行更大规模试种的宝贵种薯。
既然已经证明了土豆在京畿地区的严冬条件下确实能够生长，接下来的关键便是将其推广至灾情最严重的陕西进行大规模试种。
朱由检最初的理想人选自然是孙传庭，他既有在京郊成功试种的经验，更有雷厉风行、足以震慑地方的手段。然而，如今的孙传庭已然成为京师军屯事务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无论是整顿卫所、恢复生产，还是弹压可能出现的骚动，都离不开他坐镇中枢。
朱由检本人也在诸多事务上对其倚赖甚深。
如此一来，只能另觅他人。徐光启固然是最精通农学和西学的大家，但年事已高，已逾古稀，让他远赴艰苦的陕西简直是天方夜谭，朱由检还指望这位老臣能多活几年，为自己出谋划策呢。
那么，该找谁呢？哪里去找一个既懂农业种植，又能带兵镇抚地方、应对可能发生的民变，还能顺势整顿军屯的全才呢？朱由检冥思苦想了半天，发现这样的人才着实可遇不可求。
最终，他决定放弃寻找一个“完美人选”的念头，转而采用一个更务实的方法——既然找不到一个全才，那就组建一个团队，让各方面专才协同作战！
他立刻行动起来，连下数道指令：修书一封给袁崇焕，令其派遣麾下得力干将周文郁，率领两千精锐关宁军火速返回京师听用。周文郁久经战阵，忠诚可靠，足以承担军事护卫和弹压任务。
下了一道圣旨，急召其最得意的门生、精通西学尤其是火炮技术、且对农政亦有涉猎的登莱巡抚孙元化速速入京。孙元化对泰西新知的理解和实干能力，对推广新作物至关重要。
再发一道旨意给四川的秦良玉，以皇帝的名义，向她“借”其宝贝儿子、骁勇善战的指挥使马祥麟，并率领一千精锐白杆兵北上。白杆兵军纪严明，善于山地作战，对于稳定陕西秩序、保护垦殖队伍是一大助力。
从成基命处得知了一个名字——李邦华。此人是知名的能臣，以善于练兵、精通军事着称，正好可以统筹管理这支混合队伍的军务和屯田安保。
“得，就这么办！”朱由检一拍大腿。他构思的这个“项目组”堪称豪华：由周文郁提供核心军事力量，孙元化提供技术指导，马祥麟提供特种山地步兵支持，再由李邦华总揽军事和屯垦安全。他给这个团队下达的任务也是复合型的：一边组织流民和当地百姓重新开始耕地，试种土豆；一边剿灭四处蜂起的民变，恢复秩序；一边见缝插针地搞些军屯出来，力求在陕西扎下根，真正解决粮食问题。
一个多管齐下、文武兼备的陕西救灾屯垦特遣团，就此初步成形。
他们原本还指望着依靠精妙的科学知识和迂回的策略慢慢争取皇帝的信任和特许，谁知那些英国清教徒竟如此不讲武德，直接拿银子砸路！
焦急之下，汤若望等人也迅速行动，多方筹措，甚至动用了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经费，好不容易凑齐了四万两白银，紧急求见朱由检。
朱由检听说又有“客户”带着加倍的资金上门，自然是满心欢喜，立刻召见。看到白花花的银子，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当场就爽快地允诺：“尔等忠心可嘉，捐输助国，朕心甚慰。准了！便许尔等建两座教堂！”
汤若望等人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许可，但心中那份急切却并非完全源于传播福音的热情。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与那群英国清教徒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源于欧洲宗教改革的尖锐矛盾。
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对方则是誓与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清教徒，在欧洲本土便是势同水火的死敌。
如今，这场跨越重洋的宗教纷争，竟意外地在大明皇帝的御座前找到了新的战场。虽然无法动用火枪和军队，但争夺皇帝的恩宠、比拼谁能在东方建立更多的教堂、扩大自身教派的影响力——这无疑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战争”。
他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死对头在北京站稳脚跟而自己却落后一步！
朱由检哪里知道什么“三十年战争”自己国家的历史都没学明白呢，他眼下更关心的是那四万两白银能买多少粮食、铸多少火炮。至于那些个传教士之间的那点恩怨？只要不影响他的江山社稷，不妨碍他搞钱，他们爱怎么“竞标”就怎么“竞标”吧。
所以说，万事万物皆怕内卷，这“慈善事业”一旦卷起来，初衷也就悄然变了味。汤若望等人的教堂尚未完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试图抢占先机，他们的方式是向京师的穷苦人家发放聊以果腹的黑面包，以期播下好感和信任的种子。
那边的詹姆斯清教徒团体一看，岂肯示弱？立刻采取了“升级服务”——你们发黑面包？那我们这边就发更精细、更显“高级”的白面包！这场面，简直成了西洋慈善赈济的“面包品质竞赛”，让原本严肃的宗教传播，莫名带上了一丝攀比的滑稽。
这可把汤若望气得不轻，感觉对方纯粹是在用物质享受扰乱人心。一怒之下，他决定祭出另一项更能体现实力和“技术含量”的法宝——他亲自带着懂些医理的同伴，开始走街串巷，免费为贫民诊病施药，以展示天主教徒不仅关心灵魂，也关怀肉体的苦难。
詹姆斯清教徒们见状，自然不甘落后，立刻推出了自己的“知识扶贫”项目：开始在街头巷尾开设简易学堂，教授过往行人和好奇的孩子书写计算更为简便的“阿拉伯数字”和基础算术，试图以开启民智的方式来争夺影响力和好感。
于是，在北京城的街巷间，一场由两大西洋教派发起、围绕大明百姓身心需求的“慈善内卷”大赛，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看得本地百姓眼花缭乱，也让深宫中的朱由检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收钱卖许可，竟会引发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洋善行大比拼”。
那边汤若望和詹姆斯两派为了争夺人心，慈善竞赛搞得如火如荼，不亦乐乎。这边朱由检的龙案上，关于他们的奏本也基本没停过，几乎每日都有御史或科道官员呈上新的弹章。
奏疏里的内容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有抨击他们“以小恩小惠，蛊惑愚夫愚妇，其心叵测”的；有担忧“长此以往，民只知有洋善人，不知有朝廷”的；更有甚者，直接预言“此乃收买人心，恐为他日祸乱之阶”。
然而，面对这些忧心忡忡的告状，朱由检这次却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这些人就是爱杞人忧天。奏疏里写得骇人听闻，可汤若望、詹姆斯他们哪一点违反了朕的规矩？朕是不是明令禁止他们传教了？他们现在可有一人敢在街上拉着人讲圣经、发展信徒？没有吧！
人家现在行医，教学，发面包，做的都是实打实的善事，惠及的是朕的子民。既安分守己，又帮朕稳定了京师的穷苦人心，还没花朕的内帑和国库一分钱。这等好事，他们有什么可嚷嚷的？
他们若是违反了朕的禁令，自有厂卫去拿人。既然没违反，那就由他们去。说不定还能让京师的太医局和县学有点紧迫感，看看人家洋和尚是怎么‘惠民’的。
朱由检一番解释，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潜在的文化宗教冲突，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无害且有益的慈善竞赛”，反而将上书言事的臣子衬托得有些大惊小怪、不通情理了。这一手“事实胜于雄辩”的诡辩，暂时堵住了不少朝臣的嘴。
的确，这股由西洋人意外掀起的“慈善内卷”风潮，其副作用开始显现出巨大的、连朱由检都未曾预料到的刺激效应。
那些原本安坐堂上、姿态矜持的本地医者，那些享有名望、收着不菲束修的教书先生，以及那些虽行善举却更重名声的富豪乡绅，纷纷坐不住了。
眼见着洋和尚们不仅分走了关注，更似乎在重新定义着何为“善行”、何为“惠民”，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群体中弥漫开来。
医者们再也无法安然高坐于堂馆之中，等着病人上门求诊。他们开始效仿汤若望，或派遣弟子，或亲自下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主动去寻访那些贫病交加、无力求医的百姓，甚至也开始提供免费的诊视和简单的药物，唯恐失了人心和口碑。
教书先生们，尤其是那些教授蒙童的塾师，感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当清教徒们用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算法就能吸引大批好奇的民众，他们引以为傲的九宫算数、珠算口诀似乎遇到了挑战。
为了证明传统学问的实用与精深，也为了争夺教育的“话语权”，一些开明的先生也开始在街头巷尾设下临时书案，免费教授孩童识字、启蒙算术，试图与洋人的“新学”一较高下。
富豪乡绅们的施粥摊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稀粥能果腹即可，如今眼见着洋面包和白粥的“高标准”，他们也开始卷了起来。
粥棚越搭越宽敞，锅越换越大，锅里的粥也肉眼可见地越来越稠，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粒肉末或豆子。行善不再仅仅是为了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更添了一丝“不能输给洋人”的较劲意味。
于是，在这股奇特的竞争浪潮推动下，京师的底层百姓竟意外地迎来了一段“好时光”——看病更容易了，识字的机会更多了，能糊口的粥饭也更实在了。这一切，都源于皇帝陛下无意中点燃的那把“内卷”之火。
崇祯皇帝这番出于搞钱目的而默许甚至间接鼓励的“开放”，其带来的连锁反应远非一场京师的“慈善比赛”所能概括。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势力，其目光并不仅仅专注于大明一家，他们同样也派出了使者，尝试与关外的后金政权接触。
然而，在盛京，皇太极的态度却与朱由检截然不同。这位后金大汗对于西洋来的“洋和尚”和他们的礼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极强的实用主义态度。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技术我要，特权没有，想要传教？门都没有！”
他对西洋的火炮、历法、天文、测绘等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愿意重金礼聘甚至扣留相关人才为其服务。但对于任何宗教传播或建立长期据点的请求，一律坚决回绝，丝毫不给商量的余地。
在他眼中，这些西洋人只是可利用的技术来源，绝非可以平等交往、甚至允许其动摇后金社会根基的伙伴。
两相对比之下，大明皇帝朱由检这边虽然规矩也多，但至少愿意谈谈条件，打开了一条缝隙，允许他们用金钱换取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潜在的影响力。这种差异，很快就在西洋各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势力）的评估中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洋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北京而非盛京。通往紫禁城的道路上，各国使团或代表的身影逐渐增多，他们献上的“拜访礼物”也从最初的新奇玩意，逐渐升级为更昂贵、更精巧的科技产品、艺术品乃至直接的金银，都希望能在这位看似“开明”且对金钱来者不拒的大明皇帝这里，为自己或所属的势力打开一扇更大的窗口。
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后话。至少在崇祯三年的这个冬天，双方还都处在比较“低级”的、试探性的慈善内卷和商业竞标阶段。但竞争的种子已经埋下，格局的悄然改变已然开始。
崇祯四年正月，京郊试验田里的“马铃薯”试种结果终于出来了。尽管经历了严冬的考验，那些挣扎着破土而出的块茎长得是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堪称“歪瓜裂枣”，但终究是在这非常时节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确实有了收成。
在孙传庭亲自督办的这片不算大的试验田里，最终竟收获了好几百斤的马铃薯。这个数字对于见惯了动辄万石粮草奏报的朝廷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其象征意义和带来的希望却远超其本身重量。
这一成果让朱由检兴奋不已，几乎要从龙椅上跳起来。他拿着孙传庭呈上来的、还沾着泥土的几颗“丑土豆”，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在这等寒冬都能长出东西来，收成还能看！这说明什么？说明此物确非凡品，耐寒抗逆之名不虚！”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若是将其推广至陕西那等苦寒干旱之地，即便产量不及江南沃土，也定能有所收获！至少……至少能让朕的子民多一条活路，比去啃树皮、嚼草根、甚至吃那要人命的‘观音土’要强上千百倍！”
这几百斤其貌不扬的土豆，在朱由检眼中，已然成了未来对抗天灾、稳定西北、甚至逆转国运的一颗关键种子。他立刻下令，将这些收获的土豆全部妥善保存，作为来年开春在陕西进行更大规模试种的宝贵种薯。
既然已经证明了土豆在京畿地区的严冬条件下确实能够生长，接下来的关键便是将其推广至灾情最严重的陕西进行大规模试种。
朱由检最初的理想人选自然是孙传庭，他既有在京郊成功试种的经验，更有雷厉风行、足以震慑地方的手段。然而，如今的孙传庭已然成为京师军屯事务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无论是整顿卫所、恢复生产，还是弹压可能出现的骚动，都离不开他坐镇中枢。
朱由检本人也在诸多事务上对其倚赖甚深。
如此一来，只能另觅他人。徐光启固然是最精通农学和西学的大家，但年事已高，已逾古稀，让他远赴艰苦的陕西简直是天方夜谭，朱由检还指望这位老臣能多活几年，为自己出谋划策呢。
那么，该找谁呢？哪里去找一个既懂农业种植，又能带兵镇抚地方、应对可能发生的民变，还能顺势整顿军屯的全才呢？朱由检冥思苦想了半天，发现这样的人才着实可遇不可求。
最终，他决定放弃寻找一个“完美人选”的念头，转而采用一个更务实的方法——既然找不到一个全才，那就组建一个团队，让各方面专才协同作战！
他立刻行动起来，连下数道指令：修书一封给袁崇焕，令其派遣麾下得力干将周文郁，率领两千精锐关宁军火速返回京师听用。周文郁久经战阵，忠诚可靠，足以承担军事护卫和弹压任务。
下了一道圣旨，急召其最得意的门生、精通西学尤其是火炮技术、且对农政亦有涉猎的登莱巡抚孙元化速速入京。孙元化对泰西新知的理解和实干能力，对推广新作物至关重要。
再发一道旨意给四川的秦良玉，以皇帝的名义，向她“借”其宝贝儿子、骁勇善战的指挥使马祥麟，并率领一千精锐白杆兵北上。白杆兵军纪严明，善于山地作战，对于稳定陕西秩序、保护垦殖队伍是一大助力。
从成基命处得知了一个名字——李邦华。此人是知名的能臣，以善于练兵、精通军事着称，正好可以统筹管理这支混合队伍的军务和屯田安保。
“得，就这么办！”朱由检一拍大腿。他构思的这个“项目组”堪称豪华：由周文郁提供核心军事力量，孙元化提供技术指导，马祥麟提供特种山地步兵支持，再由李邦华总揽军事和屯垦安全。他给这个团队下达的任务也是复合型的：一边组织流民和当地百姓重新开始耕地，试种土豆；一边剿灭四处蜂起的民变，恢复秩序；一边见缝插针地搞些军屯出来，力求在陕西扎下根，真正解决粮食问题。
一个多管齐下、文武兼备的陕西救灾屯垦特遣团，就此初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