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最后剩下的，就只是银行卡里那串单薄的数字。那几千件曾让我拍着胸脯说“不愁穿”的货，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跟收旧货的贩子讨价还价时，他捏着一件衬衫翻来覆去挑刺，嘴里念叨“这料子不行，最多给你五块一件”，我攥着衣角，指甲掐进掌心，那点屈辱感比亏钱还难受。最后，这些“遗产”变成了我手里仅有的、带着体温的启动资金，我揣着这摞钱，像揣着自己最后一次心跳，又站回了大学城那个僻静的转角。
赵胖子介绍的铺面，以前是家打印店，推门进去，满地碎纸混着墨粉味，呛得人直咳嗽。十五平米的空间逼仄得很，墙皮掉得一块一块，像长了癣的头皮，难看极了。可它守着转角，卷帘门一拉开就能正对人行道，更要紧的是，租金比我预算的还低了两百块——这一点点“便宜”，在我眼里满是救命的可能性。
签租赁合同那天，我盯着纸上“承租人”三个字，一笔一划写自己名字时，手都在抖。按手印的瞬间，印泥的红沾在指腹，凉得刺骨，我从房东王姨手里接过那串带锈的钥匙，沉甸甸的，触到掌心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往后再没退路了，这店要是开不起来，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开店第一步，得先让这破地方换个模样。请装修队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我从“遗产”里翻出一套旧运动服——还是前两年流行的款式，现在早过时了，衣摆处还有洗不掉的污渍。穿上它，我就像个要上战场的士兵，开始跟陈年污垢死磕。清扫是头一关酷刑：扫帚一挥，灰尘立马飞起来，在从卷帘门缝漏进来的阳光里张牙舞爪，活像被惊扰的幽灵。墨粉的黑颗粒粘在墙角、地面，混着碎纸和不知名的污渍，我只能拎来一桶桶冷水，泡上洗衣粉，拿板刷蹲在地上蹭，一下、两下……腰弯久了，直起来时眼前发黑，后背的骨头“咯吱”响，像要散架似的。
接下来是粉刷。我揣着仅有的三百块，在建材市场挑了最便宜的白色涂料，老板送了我一个掉毛的滚筒、两把刷子，我又买了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当防护，用胶带勉强粘住边缘，就算是做好了准备。调涂料时，我照着说明加自来水，手忙脚乱的，浆水溅到裤子上，白花花的一片，擦都擦不掉。
刷墙看着简单，实则是磨人的体力活。第一遍滚刷下去，涂料太稀，根本盖不住墙底的污渍，干了之后像一块块难看的补丁。我只能倒回涂料桶，再加两勺粉重新搅，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踩在二手市场淘来的人字梯上，梯子晃悠悠的，我仰着头举着滚筒，没一会儿胳膊就麻了。白色的浆液滴在头发上、脸上，还有旧运动服上，低头看镜子，活像只长了白斑的“斑点狗”。
空气里全是涂料的刺鼻味儿，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混着涂料滴进眼睛里，辣得我眼泪直流，可我不敢停。看着斑驳的墙面在自己手下一点点变白、变亮，那些丑陋的旧痕迹慢慢被盖住，心里竟生出一种原始的快感——这墙亮了，我好像也能跟着喘口气，晦暗的前途里，终于透进了一丝光。每刷完一面墙，我都会退后几步，在昏暗的光线下盯着看半天，哪怕肩膀酸得要命，也觉得值。
墙刷完了，得给店里添家伙事。赵胖子熟门熟路，带我钻进了城西最大的旧货市场——这里像个时光错乱的迷宫，旧冰箱、破桌子、老柜子堆得满山满谷，空气里全是老物件特有的霉味和铁锈味，叫卖声、砍价声、搬运的碰撞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耳朵疼，却透着股活气。
“买二手别光图便宜，得看用料、看结构，不然用两天就坏，更亏。”赵胖子边走边跟我念叨，我把这话刻在心里，跟着他在摊位间穿梭。双开门冰柜是首要目标，我在一堆旧电器里翻找，终于在角落看到一个——不锈钢壳子上有划痕，打开门时“哐当”响，插上电试了试，启动起来嗡嗡的，像台老风扇。
“老板，这冰柜诚心要，给个实价。”我搓着手，尽量让语气显得实在。
摊主叼着烟，眯着眼上下打量我，吐了个烟圈：“一千二，少一分不卖！你看这容量，制冷杠杠的，买新的得三千多！”
“声音太大了，你看这边角都锈了，谁知道压缩机还能用多久？”我指着锈迹，故意皱起眉，“最多八百，不行我就再看看。”
“开玩笑！这是名牌货！”他拔高声音，又顿了顿，看我真要转身走，才松口，“最低一千，不能再少了！”
就这么磨了快半小时，最后以八百五十块成交。我数钱的时候，手指都在抖——这几乎是我剩下的钱里，除了房租之外最大的一笔支出。可摸着冰柜冰凉的内壁，想象着以后里面会塞满水灵的蔬菜、冻好的丸子，又觉得这钱花得值。
桌椅是另一场硬仗。我需要四张长方桌、二十把塑料凳，在市场里转了三圈，才找到一套看着结实的折叠木桌——桌面有划痕，但框架没松，还有二十把颜色不一的塑料凳，红的、蓝的、黄的，凑在一起像个调色盘。老板要价三百二，我跟他磨：“你这凳子颜色都不匀，少二十，三百块我立马拉走，不然我再找别家。”他看我真的蹲下来数钱，才不情不愿地应了：“行吧行吧，算我亏了。”
最大的惊喜，是那个实木柜台。它被放在最里面的角落，深棕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样式是几十年前的老款，看着笨重得很。可我一摸台面，厚实得很，指尖能触到木头的温润感，心里立马
赵胖子介绍的铺面，以前是家打印店，推门进去，满地碎纸混着墨粉味，呛得人直咳嗽。十五平米的空间逼仄得很，墙皮掉得一块一块，像长了癣的头皮，难看极了。可它守着转角，卷帘门一拉开就能正对人行道，更要紧的是，租金比我预算的还低了两百块——这一点点“便宜”，在我眼里满是救命的可能性。
签租赁合同那天，我盯着纸上“承租人”三个字，一笔一划写自己名字时，手都在抖。按手印的瞬间，印泥的红沾在指腹，凉得刺骨，我从房东王姨手里接过那串带锈的钥匙，沉甸甸的，触到掌心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往后再没退路了，这店要是开不起来，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开店第一步，得先让这破地方换个模样。请装修队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我从“遗产”里翻出一套旧运动服——还是前两年流行的款式，现在早过时了，衣摆处还有洗不掉的污渍。穿上它，我就像个要上战场的士兵，开始跟陈年污垢死磕。清扫是头一关酷刑：扫帚一挥，灰尘立马飞起来，在从卷帘门缝漏进来的阳光里张牙舞爪，活像被惊扰的幽灵。墨粉的黑颗粒粘在墙角、地面，混着碎纸和不知名的污渍，我只能拎来一桶桶冷水，泡上洗衣粉，拿板刷蹲在地上蹭，一下、两下……腰弯久了，直起来时眼前发黑，后背的骨头“咯吱”响，像要散架似的。
接下来是粉刷。我揣着仅有的三百块，在建材市场挑了最便宜的白色涂料，老板送了我一个掉毛的滚筒、两把刷子，我又买了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当防护，用胶带勉强粘住边缘，就算是做好了准备。调涂料时，我照着说明加自来水，手忙脚乱的，浆水溅到裤子上，白花花的一片，擦都擦不掉。
刷墙看着简单，实则是磨人的体力活。第一遍滚刷下去，涂料太稀，根本盖不住墙底的污渍，干了之后像一块块难看的补丁。我只能倒回涂料桶，再加两勺粉重新搅，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踩在二手市场淘来的人字梯上，梯子晃悠悠的，我仰着头举着滚筒，没一会儿胳膊就麻了。白色的浆液滴在头发上、脸上，还有旧运动服上，低头看镜子，活像只长了白斑的“斑点狗”。
空气里全是涂料的刺鼻味儿，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混着涂料滴进眼睛里，辣得我眼泪直流，可我不敢停。看着斑驳的墙面在自己手下一点点变白、变亮，那些丑陋的旧痕迹慢慢被盖住，心里竟生出一种原始的快感——这墙亮了，我好像也能跟着喘口气，晦暗的前途里，终于透进了一丝光。每刷完一面墙，我都会退后几步，在昏暗的光线下盯着看半天，哪怕肩膀酸得要命，也觉得值。
墙刷完了，得给店里添家伙事。赵胖子熟门熟路，带我钻进了城西最大的旧货市场——这里像个时光错乱的迷宫，旧冰箱、破桌子、老柜子堆得满山满谷，空气里全是老物件特有的霉味和铁锈味，叫卖声、砍价声、搬运的碰撞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耳朵疼，却透着股活气。
“买二手别光图便宜，得看用料、看结构，不然用两天就坏，更亏。”赵胖子边走边跟我念叨，我把这话刻在心里，跟着他在摊位间穿梭。双开门冰柜是首要目标，我在一堆旧电器里翻找，终于在角落看到一个——不锈钢壳子上有划痕，打开门时“哐当”响，插上电试了试，启动起来嗡嗡的，像台老风扇。
“老板，这冰柜诚心要，给个实价。”我搓着手，尽量让语气显得实在。
摊主叼着烟，眯着眼上下打量我，吐了个烟圈：“一千二，少一分不卖！你看这容量，制冷杠杠的，买新的得三千多！”
“声音太大了，你看这边角都锈了，谁知道压缩机还能用多久？”我指着锈迹，故意皱起眉，“最多八百，不行我就再看看。”
“开玩笑！这是名牌货！”他拔高声音，又顿了顿，看我真要转身走，才松口，“最低一千，不能再少了！”
就这么磨了快半小时，最后以八百五十块成交。我数钱的时候，手指都在抖——这几乎是我剩下的钱里，除了房租之外最大的一笔支出。可摸着冰柜冰凉的内壁，想象着以后里面会塞满水灵的蔬菜、冻好的丸子，又觉得这钱花得值。
桌椅是另一场硬仗。我需要四张长方桌、二十把塑料凳，在市场里转了三圈，才找到一套看着结实的折叠木桌——桌面有划痕，但框架没松，还有二十把颜色不一的塑料凳，红的、蓝的、黄的，凑在一起像个调色盘。老板要价三百二，我跟他磨：“你这凳子颜色都不匀，少二十，三百块我立马拉走，不然我再找别家。”他看我真的蹲下来数钱，才不情不愿地应了：“行吧行吧，算我亏了。”
最大的惊喜，是那个实木柜台。它被放在最里面的角落，深棕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样式是几十年前的老款，看着笨重得很。可我一摸台面，厚实得很，指尖能触到木头的温润感，心里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