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外资银行的"试探性进入"-《沪上银窟龙虎斗》

  1981年春末的深圳,咸湿的海风裹着木棉香钻进罗湖口岸。

  南洋商业银行的红色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开业典礼的礼炮刚响过,沈逸风便整理好中山装的领口,快步走上红毯。

  对面,南洋银行行长陈友仁西装笔挺,笑容里带着试探:“沈行长,我们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南洋在东南亚有三十家分行,这次来,是想给中国企业和百姓多一种选择。”

  沈逸风与他握手,掌心稳当:“陈行长,欢迎。但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服务实体经济、遵守中国法律,这是底线。至于‘选择’——得看你们能不能拿出真本事,让老百姓觉得‘选外资银行,值’。”

  典礼台下,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穿西装的外贸商人举着相机:“这可是头回见外资银行!以后做进出口,说不定能直接在这儿结汇,省得跑香港了!”

  戴斗笠的渔民大妈攥着存折:“听说他们利息比储蓄所高半分?我家那三千块养老钱,要不也存这儿试试?”

  《深圳特区报》记者挤到前排:“沈行长,外资银行进来,会不会挤垮咱们的国有银行?”

  沈逸风转身,目光扫过人群:“挤不垮。就像菜市场多了家卖新鲜鱼的摊子,大家各卖各的,最后受益的是买菜的人。”

  “关键是,这摊子得守规矩,鱼得新鲜,秤得准。”

  当天下午,深圳人民银行的小会议室里,气氛严肃。

  监管处处长老周推了推眼镜,翻开刚拟好的《外资银行管理暂行办法》:“沈行长,我们定了三条红线——第一,外资银行只能在深圳、珠海等特区设点;第二,存贷款利率必须报备,不得扰乱市场;第三,所有业务必须接受央行监管,账目每月送审。”

  陈友仁坐在对面,指尖敲了敲桌面:“周处长,这三条我们认。但能不能再松松?比如,允许我们做些跨境贸易结算?”

  沈逸风接过文件,指着“跨境结算”条款:“可以谈。但得先看你们有没有能力——结算系统要能对接我们的清算网络,风险控制要能跟上。”

  “开放不是放闸,是搭桥。桥要稳,才能过车。”

  傍晚,沈逸风站在南洋银行营业厅外,望着玻璃上“服务至上,合规经营”的标语。

  陈友仁送他下楼,笑着说:“沈行长,您这‘规矩’,比我们董事会的要求还严。”

  “严点好。”沈逸风拍了拍他的肩,“外资银行是条‘鲶鱼’,能把咱们的金融市场搅活。”

  “但鲶鱼得养在池塘里,不能放任它冲垮堤坝。你们的‘鲶鱼效应’,得在监管的网里发挥。”

  回上海的火车上,沈逸风翻着监管处的报告。

  窗外,珠江的水正汇入大海。

  他知道,外资银行的进入,不是终点——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如何让“鲶鱼”和“土鱼”共生?如何让开放的步子,既快又稳?

  下一章,金融监管的“现代化”探索,必须跟上这波开放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