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八公山两场决定江淮命运的大战硝烟散尽，留给胜利者钱镠的，除了空前高涨的声望和稳固的疆域，还有一项庞大而棘手的“战利品”——多达七万人的汴军俘虏。如何消化吸收这股巨大的、蕴含着力量却也潜藏着风险的人力资源，成为了摆在钱镠的首要课题。
对于如何处理降卒，乱世中常见的手段无非几种：坑杀以绝后患，驱为奴役消耗至死，或强行补入军中充当炮灰。然而，钱镠自杭州崛起以来，能如滚雪球般壮大，靠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征服，更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及“化敌为己”的精髓。他有一整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消化流程。
首先，是 “地理隔离，分而治之” 。钱镠绝不会将这些来自中原、对朱温尚存一丝念想（或恐惧）的降卒留在敏感的淮南前线。命令下达：由徐绾、凌文举所部三万营田军，以及许再思、王成的两万飞挽军（辎重军）协同，将这六万俘虏浩浩荡荡地南撤，跨越长江，最终安置在钱镠统治的核心腹地——浙东的越州、明州、台州。
这里远离淮河战场，山川阻隔，语言风俗迥异。这些俘虏人生地不熟，想要逃跑、串联或作乱，难度极大，如同蛟龙离水，猛虎失山。
接下来，便是 “组织瓦解，劳动改造” 。庞大的俘虏队伍被迅速打散，按照营田军的编制，拆分成二十个大队，每队约三千人，再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屯田单位。这些队伍被有意地安置在彼此相隔一定距离的不同区域，有的在镜湖周边新垦区，有的在曹娥江下游滩涂，有的在台州沿海的盐碱地。他们被剥夺了原有的军队建制和人际关系网，混编在一起，在营田军士兵的看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屯垦劳作。
这项工作极其艰苦。砍伐林木，清理荒地，开挖沟渠，修筑田埂……日复一日的沉重体力劳动，目的不仅是生产粮食，更是为了 “消磨其锐气，摧折其桀骜” 。在疲惫和汗水中，昔日沙场搏杀的悍勇逐渐被生存的本能和对安稳的渴望所替代。
与此同时，一套 “怀柔攻心，政策引导” 的组合拳同步展开。钱镠深知，单纯的压迫只会滋生仇恨，必须给予希望和出路。
一方面进行现身说法：一批较早归附、且已在钱镠军中或安置地稳定下来的原淮南降卒（来自之前孙儒、杨行密部），被有组织地派往各个俘虏屯垦点。他们用乡音俚语，讲述自己如何在钱公治下获得田宅、家人团聚、生活安定的经历。“瞧瞧咱，以前跟着杨行密（或孙儒）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现在呢？有田种，有屋住，娃能上学，当兵吃粮也不克扣，比在淮南强多了！”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比任何空洞的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口说无凭，还得有物资方面的明确承诺：营田军的官吏和负责宣教的文员，反复向俘虏们宣告钱镠的政策：
一是承诺只要安心屯田满一定年限（通常一至两年），表现良好者，即可按丁口分得自己开垦出来的部分田地，并获得修建屋舍的资助，真正成为两浙的编户齐民。
二是对于愿意且适合从军者，经过考察和训练，可吸收进入各军（镇兵优先，表现优异者可入牙兵），待遇与两浙本土士兵完全相同，“一视同仁，有功必赏”。
三是对于其中有家眷在中原的，钱镠承诺，会设法通过商贸、秘密渠道乃至未来的军事行动，尽力将其家眷接来江南团聚。这一条直击了许多俘虏内心最柔软处，动摇了他们对朱温的最后一丝羁绊。
最后是对于那些在中原就是光棍或无望接回家眷的单身汉，则由地方官府出面，与本地媒婆合作，牵线搭桥，鼓励他们与本地寡妇或贫苦人家女子婚配，“于此成家立业，延续香火”。
这套“大棒（劳动改造）加胡萝卜（政策许诺）”的组合拳，在钱镠政权高效的执行力下，持续运转。
营田军都督徐绾、凌文举等人，虽然性情桀骜，但在此事上却严格执行钱镠的命令。他们管理严格，确保俘虏无法作乱，但也基本能做到不刻意虐待，保障基本食物供给，使其能维持劳动。飞挽军则负责物资调运，确保屯垦点所需农具、种子的供应。
度支使王洪统筹钱粮，为这项庞大的安置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而李振、周繇等人则关注着整体进程，及时调整策略。
时间是最好的熔炉。景福元年（891年，又改年号了）、二年，近两年的时间里，这六万俘虏在浙东的土地上，洒下了无数的汗水，也看着一片片荒地变成良田。他们听着“前辈”们的成功案例，看着钱镠政权承诺的政策一点点兑现（确实有人分到了田，有人接到了家眷，有人娶了媳妇），内心的抵抗情绪如同被春雨浸润的坚冰，逐渐消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感化。其中约莫几千人，或是对朱温死心塌地，或是性格暴戾难以管束，或是怀念中原故土无法融入，成为了“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杀了太可惜，留着么营田军也毫不手软，会严加看管，将其分散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屯垦点，若有不轨举动，立即严厉镇压，以儆效尤。
最终，当两年期限差不多到来时，这七万俘虏中的绝大多数——超过六万三千人，已经成功地被“消化吸收”。他们中的最精壮之士，约有近四万人，经过筛选和基础训练后，被补充进了钱镠的镇兵系统，少数极其优秀者甚至进入了牙兵。他们的战斗经验，尤其是北方士兵的悍勇之气，极大地增强了钱镠军队的战斗力。
剩余的三万余人，则安心留在了他们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成为了两浙的正式居民，纳粮缴税，娶妻生子，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从朱温南征的武器，变成了钱镠治下发展生产、稳固统治的基石。
对于如何处理降卒，乱世中常见的手段无非几种：坑杀以绝后患，驱为奴役消耗至死，或强行补入军中充当炮灰。然而，钱镠自杭州崛起以来，能如滚雪球般壮大，靠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征服，更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及“化敌为己”的精髓。他有一整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消化流程。
首先，是 “地理隔离，分而治之” 。钱镠绝不会将这些来自中原、对朱温尚存一丝念想（或恐惧）的降卒留在敏感的淮南前线。命令下达：由徐绾、凌文举所部三万营田军，以及许再思、王成的两万飞挽军（辎重军）协同，将这六万俘虏浩浩荡荡地南撤，跨越长江，最终安置在钱镠统治的核心腹地——浙东的越州、明州、台州。
这里远离淮河战场，山川阻隔，语言风俗迥异。这些俘虏人生地不熟，想要逃跑、串联或作乱，难度极大，如同蛟龙离水，猛虎失山。
接下来，便是 “组织瓦解，劳动改造” 。庞大的俘虏队伍被迅速打散，按照营田军的编制，拆分成二十个大队，每队约三千人，再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屯田单位。这些队伍被有意地安置在彼此相隔一定距离的不同区域，有的在镜湖周边新垦区，有的在曹娥江下游滩涂，有的在台州沿海的盐碱地。他们被剥夺了原有的军队建制和人际关系网，混编在一起，在营田军士兵的看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屯垦劳作。
这项工作极其艰苦。砍伐林木，清理荒地，开挖沟渠，修筑田埂……日复一日的沉重体力劳动，目的不仅是生产粮食，更是为了 “消磨其锐气，摧折其桀骜” 。在疲惫和汗水中，昔日沙场搏杀的悍勇逐渐被生存的本能和对安稳的渴望所替代。
与此同时，一套 “怀柔攻心，政策引导” 的组合拳同步展开。钱镠深知，单纯的压迫只会滋生仇恨，必须给予希望和出路。
一方面进行现身说法：一批较早归附、且已在钱镠军中或安置地稳定下来的原淮南降卒（来自之前孙儒、杨行密部），被有组织地派往各个俘虏屯垦点。他们用乡音俚语，讲述自己如何在钱公治下获得田宅、家人团聚、生活安定的经历。“瞧瞧咱，以前跟着杨行密（或孙儒）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现在呢？有田种，有屋住，娃能上学，当兵吃粮也不克扣，比在淮南强多了！”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比任何空洞的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口说无凭，还得有物资方面的明确承诺：营田军的官吏和负责宣教的文员，反复向俘虏们宣告钱镠的政策：
一是承诺只要安心屯田满一定年限（通常一至两年），表现良好者，即可按丁口分得自己开垦出来的部分田地，并获得修建屋舍的资助，真正成为两浙的编户齐民。
二是对于愿意且适合从军者，经过考察和训练，可吸收进入各军（镇兵优先，表现优异者可入牙兵），待遇与两浙本土士兵完全相同，“一视同仁，有功必赏”。
三是对于其中有家眷在中原的，钱镠承诺，会设法通过商贸、秘密渠道乃至未来的军事行动，尽力将其家眷接来江南团聚。这一条直击了许多俘虏内心最柔软处，动摇了他们对朱温的最后一丝羁绊。
最后是对于那些在中原就是光棍或无望接回家眷的单身汉，则由地方官府出面，与本地媒婆合作，牵线搭桥，鼓励他们与本地寡妇或贫苦人家女子婚配，“于此成家立业，延续香火”。
这套“大棒（劳动改造）加胡萝卜（政策许诺）”的组合拳，在钱镠政权高效的执行力下，持续运转。
营田军都督徐绾、凌文举等人，虽然性情桀骜，但在此事上却严格执行钱镠的命令。他们管理严格，确保俘虏无法作乱，但也基本能做到不刻意虐待，保障基本食物供给，使其能维持劳动。飞挽军则负责物资调运，确保屯垦点所需农具、种子的供应。
度支使王洪统筹钱粮，为这项庞大的安置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而李振、周繇等人则关注着整体进程，及时调整策略。
时间是最好的熔炉。景福元年（891年，又改年号了）、二年，近两年的时间里，这六万俘虏在浙东的土地上，洒下了无数的汗水，也看着一片片荒地变成良田。他们听着“前辈”们的成功案例，看着钱镠政权承诺的政策一点点兑现（确实有人分到了田，有人接到了家眷，有人娶了媳妇），内心的抵抗情绪如同被春雨浸润的坚冰，逐渐消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感化。其中约莫几千人，或是对朱温死心塌地，或是性格暴戾难以管束，或是怀念中原故土无法融入，成为了“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杀了太可惜，留着么营田军也毫不手软，会严加看管，将其分散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屯垦点，若有不轨举动，立即严厉镇压，以儆效尤。
最终，当两年期限差不多到来时，这七万俘虏中的绝大多数——超过六万三千人，已经成功地被“消化吸收”。他们中的最精壮之士，约有近四万人，经过筛选和基础训练后，被补充进了钱镠的镇兵系统，少数极其优秀者甚至进入了牙兵。他们的战斗经验，尤其是北方士兵的悍勇之气，极大地增强了钱镠军队的战斗力。
剩余的三万余人，则安心留在了他们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成为了两浙的正式居民，纳粮缴税，娶妻生子，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从朱温南征的武器，变成了钱镠治下发展生产、稳固统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