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柳树被雷劈的第二天，一大早，整个古柳村都在说昨天晚上有多“邪乎”。
我被我妈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时候，脑子还是懵的，手腕上那一圈青紫的印子隐隐发热，像有人在里面按了个小火苗。
“快起来，太阳晒屁股了。”
我妈掀开被子，一眼看到我手腕：“哎？你这是咋弄的？”
我赶紧把手往袖子里一缩：“摔的。”
具体咋摔的我也说不上来，只记得昨晚祠堂里那碗的冰凉和那一瞬间涌上来的热。小孩记性又差又乱，梦和现实搅一块儿，最后能抓住的就剩一个感觉——怪。
屋外一片嘈杂。有人在院子口喊：“老柳树被劈秃了三分之一啊——”
还有人插话：“劈得好，劈走晦气。”
再有人接：“你别瞎说，小心嘴硬招雷。”
我妈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叨叨：“你听见没，老柳树被劈了。村里这么多年头一回，你以后少乱跑，别一天到晚往祠堂钻。”
她说着，又忍不住补一句：“不过也好，说不准把你那点晦气劈走了。”
我：“……”
行，我在自家人口中成功从“克谁谁倒霉的小灾星”，升级成“看能不能被雷劈好一点”的实验品。
刚扒拉两口稀饭，院子门“砰砰”被敲响。
“宴子！宴子！出来玩！”
这是苏小杏。
她家就在我家隔壁，一堵墙，墙上有个窟窿，我们俩小时候成天趴那窟窿喊话。
苏小杏今天扎了两个小揪揪，脸蛋晒得红红的，手里拎着半个白馒头，一见我就把馒头撕一半塞给我：“吃不吃？我妈发的，她说我吃太多长不高。”
我嘴里已经有一半泡饭了，只能冲她摇头。
她撇撇嘴，把馒头往嘴里一叼，含糊不清地嘀咕：“你妈又骂你啊？”
“你咋知道？”
“你妈骂人嗓门老大了，隔壁都能听见。”
说完，她没心没肺笑出声来。
我妈在屋里吼：“苏小杏！你少教坏我儿子，自己作业写完没？”
“姨，我等会儿就去写！”她立刻换上一副甜腻腻的好声音。刚转头，又用只有我听得见的音量道：“她才不是真骂你呢，她就嘴硬。”
我看着她嘴角沾了一点馒头渣，心里怪怪的：
——昨晚梦里站在老柳树下朝我伸手的那些人里，好像也有个小小的影子，扎着揪揪，模模糊糊。
我不敢多想，孩子的“逃避现实”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很快就被一个新消息转移了注意力。
“今天新老师来村小学上课。”苏小杏说。
我愣了一下：“不是石板牙老刘吗？”
老刘教了我们村小学几十年，牙齿掉了一半，说话漏风，最喜欢拿戒尺敲我们脑袋。
“镇上调来的，说是年轻的女老师。”苏小杏眼睛发光，“听说长得好看。”
她说“好看”两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不服气，像谁跟她抢地盘似的。
我心里莫名有点期待。
村小学就一排红砖房，墙上刷着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字中间掉了一块漆，看起来像被人从中间咬了一口。
平时开学第一天，来送孩子的，全是穿背心的爹、大花衬衫的妈，今天不同。
村口那条土路上，居然停了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皮包，车座上搭着一件浅粉色的风衣。
我们一群小鬼头远远趴在教室窗户边往里看，就看见黑板前站着一个女人。
她大概二十多岁，头发盘成一个松松的发髻，耳朵上挂着一对小珍珠耳钉，穿着一身淡蓝色连衣裙，腰细得一手就能环住那种。
她举粉笔写字的时候，袖子滑下去一点，露出一截白白的手腕，灯光打在上面，真就像电视里那种城里女主角。
最要命的是——一股淡淡的香味从教室里飘出来，连站门口抽烟的几个老头都咳嗽一声，把烟往背后藏。
“哎哟，这就是新来的李老师啊？”
“你看那高跟鞋，在咱村这路上不打滑啊？”
“你懂啥，人家是城里来的文化人。”
大人们在门外嘀嘀咕咕。
我们班不到二十个人，挤在矮矮的木桌凳后面，一脸集体发呆。
“好，同学们，都回座位上去。”
那个女老师——后来知道叫李晴——声音不高，也不尖，软软的，却一出口教室就安静了。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老师，脑子里唯一的评价就是：
——不像老师，像从挂历上走下来的。
她点名的时候点到我：“林宴。”
我站起来，习惯性地绷紧——以前老刘点我名，后面一般都是“你又没写作业了”“你坐那儿怎么晦气那么重”之类的话。
李晴看了看名册，再抬头看我一眼，笑了一下：“名字挺好听。”
我整个人懵住。
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夸我名字。
“那、那你名字也挺……”我卡壳，“也挺晴的。”
全班“噗”地笑出声来。
我耳朵一下红了，恨不得整个人钻进课桌里。
李晴也笑了，但没像老刘那样当堂挖苦，反而顺势说：“大家都别笑，你们名字也都挺好的。以后我慢慢记。”
她说着，把手里的教鞭敲了敲黑板：“今天第一节课，我们不急着上书，本来开学第一天就该轻松一点。我先跟大家玩个游戏，行不行？”
小孩子最听得进去的两个字就是“游戏”，底下一片“行——”的拖长音。
“这样，我手里有十支新的铅笔。”李晴从包里拿出一小把铅笔，笔身是亮黄色，还带小橡皮，看起来就比我们用旧得发黑的铅笔高级。
“我随便点几个同学回答问题，答得好的，就送一支，好不好？”
我心里“哐当”一下：坏了。
这种环节，一般是我被点起来出丑的环节。
果不其然，第一个被点的就是我前桌——周大壮。
他爸是村里会计，家里条件好，衣服总是比我们好半个档次。他从小就看我不顺眼，口头禅是“晦气崽”，觉得我走哪儿哪儿阴。
李晴问的是：“一年有几个月？”
周大壮嗖一下站起来，大声喊：“十个月！”
教室里一片沉默。
我忍不住“噗”地笑出声。
李晴也有点憋笑，咳了一声：“再想想，你几岁了？”
“八岁。”
“那你过了几个生日？”
“八个。”
“那你一年过一个还是一年过两个？”
“一个。”
“那你再算算，你从出生到现在，一共过了几个年？”
周大壮脸涨得通红，嘴巴张张合合：“八个……那……那是不是一年……十二个月？”
李晴终于笑出来：“对，坐下。”她把一支铅笔递过去，“给你，慢慢再想。”
轮到第二个，她居然点了我。
“林宴。”
我心里一哆嗦，站起来，腿有点软。
“那你来回答一个简单的——一周有几天？”
“七天。”这个简单，我脱口而出。
“那‘周一到周五’有几天？”
“……五天？”
“星期天加星期六呢？”
“……两天。”
“那五加二？”
“七天。”
“那你觉得你哪天最开心？”
“今天。”我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
李晴愣了半秒，笑得更真了：“为什么？”
我老实回答：“因为老师今天没带戒尺。”
全班哄堂大笑，就连门口几个偷看的大人也乐了。
李晴被我们笑得也跟着笑，笑完才说：“好，那这支铅笔给你。希望你以后每一周都有一天觉得开心。”
她把铅笔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那根笔比什么奖状都沉。
周大壮在下面瞪我一眼，小声嘀咕：“就会说嘴上话。”
我本来想回一句“那你也说啊”，话到嘴边又吞回去。
——说实话，这一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配”：只是随口说了句心里话，就拿到了奖励。
而就在我们教室里笑成一锅粥的时候，外面操场上发生了一件小事。
村里那口老水缸，缸沿突然崩了一条缝，“哗——”一大滩水漫出来，把一双晒在地上的新布鞋打湿了，鞋主人的骂声冲天。
这事后来有人跟我妈讲：“今年怪得很，咋啥都坏得这么快呢？”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因果，只知道我运气好到离谱：放学路上，苏小杏跟我一起走，她踢到石头差点摔倒，我伸手一拽，结果她没摔，我脚底一滑，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哎呀！”她吓一跳，“你没事吧？”
我拍了拍屁股：“没事，地上又不要钱。”
话音刚落，手往地上一撑，竟然撑到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
我一抬手，是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亮得很。
苏小杏：“……”
她咬牙切齿：“你是不是自带捡钱光环？”
“可能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她翻了个白眼，把刚才那半块馒头剩下的渣渣塞我嘴里：“给，你这命，还是多吃点，怕你那点运气撑不住。”
我嘴里满是馒头味，心里却忍不住往村子那头飘——从老柳树到祠堂，再到刚才操场边的水缸裂缝。
晚上睡觉前，我躺在炕上，双手枕在脑后，默默在心里数了一遍今天的“好事”：
新老师夸了我的名字；
回答问题拿了铅笔；
路上白捡到一块钱；
晚上我妈做的鸡蛋比平时多一个，还说是“给你补补脑子，运气好也要有本事”。
数着数着，外面传来几句大人压低的说话声——
“你听说没，张家那头牛又生病了。”
“前几天老王家的酱缸翻了，一缸子全臭了，真是邪门。”
“哎，咱村这些年咋这么背呢，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我翻了个身，手腕那道青紫在被子里有点发烫。
我把那只手藏得更深，心里悄悄跟自己说：
——巧的。
——都是巧的。
我那时候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不往那个方向去想，这些，就真只是普通的巧合。
后来才知道，有些巧合，是要拿一村人的晦气，才能凑出来的。
我被我妈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时候，脑子还是懵的，手腕上那一圈青紫的印子隐隐发热，像有人在里面按了个小火苗。
“快起来，太阳晒屁股了。”
我妈掀开被子，一眼看到我手腕：“哎？你这是咋弄的？”
我赶紧把手往袖子里一缩：“摔的。”
具体咋摔的我也说不上来，只记得昨晚祠堂里那碗的冰凉和那一瞬间涌上来的热。小孩记性又差又乱，梦和现实搅一块儿，最后能抓住的就剩一个感觉——怪。
屋外一片嘈杂。有人在院子口喊：“老柳树被劈秃了三分之一啊——”
还有人插话：“劈得好，劈走晦气。”
再有人接：“你别瞎说，小心嘴硬招雷。”
我妈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叨叨：“你听见没，老柳树被劈了。村里这么多年头一回，你以后少乱跑，别一天到晚往祠堂钻。”
她说着，又忍不住补一句：“不过也好，说不准把你那点晦气劈走了。”
我：“……”
行，我在自家人口中成功从“克谁谁倒霉的小灾星”，升级成“看能不能被雷劈好一点”的实验品。
刚扒拉两口稀饭，院子门“砰砰”被敲响。
“宴子！宴子！出来玩！”
这是苏小杏。
她家就在我家隔壁，一堵墙，墙上有个窟窿，我们俩小时候成天趴那窟窿喊话。
苏小杏今天扎了两个小揪揪，脸蛋晒得红红的，手里拎着半个白馒头，一见我就把馒头撕一半塞给我：“吃不吃？我妈发的，她说我吃太多长不高。”
我嘴里已经有一半泡饭了，只能冲她摇头。
她撇撇嘴，把馒头往嘴里一叼，含糊不清地嘀咕：“你妈又骂你啊？”
“你咋知道？”
“你妈骂人嗓门老大了，隔壁都能听见。”
说完，她没心没肺笑出声来。
我妈在屋里吼：“苏小杏！你少教坏我儿子，自己作业写完没？”
“姨，我等会儿就去写！”她立刻换上一副甜腻腻的好声音。刚转头，又用只有我听得见的音量道：“她才不是真骂你呢，她就嘴硬。”
我看着她嘴角沾了一点馒头渣，心里怪怪的：
——昨晚梦里站在老柳树下朝我伸手的那些人里，好像也有个小小的影子，扎着揪揪，模模糊糊。
我不敢多想，孩子的“逃避现实”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很快就被一个新消息转移了注意力。
“今天新老师来村小学上课。”苏小杏说。
我愣了一下：“不是石板牙老刘吗？”
老刘教了我们村小学几十年，牙齿掉了一半，说话漏风，最喜欢拿戒尺敲我们脑袋。
“镇上调来的，说是年轻的女老师。”苏小杏眼睛发光，“听说长得好看。”
她说“好看”两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不服气，像谁跟她抢地盘似的。
我心里莫名有点期待。
村小学就一排红砖房，墙上刷着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字中间掉了一块漆，看起来像被人从中间咬了一口。
平时开学第一天，来送孩子的，全是穿背心的爹、大花衬衫的妈，今天不同。
村口那条土路上，居然停了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皮包，车座上搭着一件浅粉色的风衣。
我们一群小鬼头远远趴在教室窗户边往里看，就看见黑板前站着一个女人。
她大概二十多岁，头发盘成一个松松的发髻，耳朵上挂着一对小珍珠耳钉，穿着一身淡蓝色连衣裙，腰细得一手就能环住那种。
她举粉笔写字的时候，袖子滑下去一点，露出一截白白的手腕，灯光打在上面，真就像电视里那种城里女主角。
最要命的是——一股淡淡的香味从教室里飘出来，连站门口抽烟的几个老头都咳嗽一声，把烟往背后藏。
“哎哟，这就是新来的李老师啊？”
“你看那高跟鞋，在咱村这路上不打滑啊？”
“你懂啥，人家是城里来的文化人。”
大人们在门外嘀嘀咕咕。
我们班不到二十个人，挤在矮矮的木桌凳后面，一脸集体发呆。
“好，同学们，都回座位上去。”
那个女老师——后来知道叫李晴——声音不高，也不尖，软软的，却一出口教室就安静了。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老师，脑子里唯一的评价就是：
——不像老师，像从挂历上走下来的。
她点名的时候点到我：“林宴。”
我站起来，习惯性地绷紧——以前老刘点我名，后面一般都是“你又没写作业了”“你坐那儿怎么晦气那么重”之类的话。
李晴看了看名册，再抬头看我一眼，笑了一下：“名字挺好听。”
我整个人懵住。
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夸我名字。
“那、那你名字也挺……”我卡壳，“也挺晴的。”
全班“噗”地笑出声来。
我耳朵一下红了，恨不得整个人钻进课桌里。
李晴也笑了，但没像老刘那样当堂挖苦，反而顺势说：“大家都别笑，你们名字也都挺好的。以后我慢慢记。”
她说着，把手里的教鞭敲了敲黑板：“今天第一节课，我们不急着上书，本来开学第一天就该轻松一点。我先跟大家玩个游戏，行不行？”
小孩子最听得进去的两个字就是“游戏”，底下一片“行——”的拖长音。
“这样，我手里有十支新的铅笔。”李晴从包里拿出一小把铅笔，笔身是亮黄色，还带小橡皮，看起来就比我们用旧得发黑的铅笔高级。
“我随便点几个同学回答问题，答得好的，就送一支，好不好？”
我心里“哐当”一下：坏了。
这种环节，一般是我被点起来出丑的环节。
果不其然，第一个被点的就是我前桌——周大壮。
他爸是村里会计，家里条件好，衣服总是比我们好半个档次。他从小就看我不顺眼，口头禅是“晦气崽”，觉得我走哪儿哪儿阴。
李晴问的是：“一年有几个月？”
周大壮嗖一下站起来，大声喊：“十个月！”
教室里一片沉默。
我忍不住“噗”地笑出声。
李晴也有点憋笑，咳了一声：“再想想，你几岁了？”
“八岁。”
“那你过了几个生日？”
“八个。”
“那你一年过一个还是一年过两个？”
“一个。”
“那你再算算，你从出生到现在，一共过了几个年？”
周大壮脸涨得通红，嘴巴张张合合：“八个……那……那是不是一年……十二个月？”
李晴终于笑出来：“对，坐下。”她把一支铅笔递过去，“给你，慢慢再想。”
轮到第二个，她居然点了我。
“林宴。”
我心里一哆嗦，站起来，腿有点软。
“那你来回答一个简单的——一周有几天？”
“七天。”这个简单，我脱口而出。
“那‘周一到周五’有几天？”
“……五天？”
“星期天加星期六呢？”
“……两天。”
“那五加二？”
“七天。”
“那你觉得你哪天最开心？”
“今天。”我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
李晴愣了半秒，笑得更真了：“为什么？”
我老实回答：“因为老师今天没带戒尺。”
全班哄堂大笑，就连门口几个偷看的大人也乐了。
李晴被我们笑得也跟着笑，笑完才说：“好，那这支铅笔给你。希望你以后每一周都有一天觉得开心。”
她把铅笔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那根笔比什么奖状都沉。
周大壮在下面瞪我一眼，小声嘀咕：“就会说嘴上话。”
我本来想回一句“那你也说啊”，话到嘴边又吞回去。
——说实话，这一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配”：只是随口说了句心里话，就拿到了奖励。
而就在我们教室里笑成一锅粥的时候，外面操场上发生了一件小事。
村里那口老水缸，缸沿突然崩了一条缝，“哗——”一大滩水漫出来，把一双晒在地上的新布鞋打湿了，鞋主人的骂声冲天。
这事后来有人跟我妈讲：“今年怪得很，咋啥都坏得这么快呢？”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因果，只知道我运气好到离谱：放学路上，苏小杏跟我一起走，她踢到石头差点摔倒，我伸手一拽，结果她没摔，我脚底一滑，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哎呀！”她吓一跳，“你没事吧？”
我拍了拍屁股：“没事，地上又不要钱。”
话音刚落，手往地上一撑，竟然撑到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
我一抬手，是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亮得很。
苏小杏：“……”
她咬牙切齿：“你是不是自带捡钱光环？”
“可能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她翻了个白眼，把刚才那半块馒头剩下的渣渣塞我嘴里：“给，你这命，还是多吃点，怕你那点运气撑不住。”
我嘴里满是馒头味，心里却忍不住往村子那头飘——从老柳树到祠堂，再到刚才操场边的水缸裂缝。
晚上睡觉前，我躺在炕上，双手枕在脑后，默默在心里数了一遍今天的“好事”：
新老师夸了我的名字；
回答问题拿了铅笔；
路上白捡到一块钱；
晚上我妈做的鸡蛋比平时多一个，还说是“给你补补脑子，运气好也要有本事”。
数着数着，外面传来几句大人压低的说话声——
“你听说没，张家那头牛又生病了。”
“前几天老王家的酱缸翻了，一缸子全臭了，真是邪门。”
“哎，咱村这些年咋这么背呢，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我翻了个身，手腕那道青紫在被子里有点发烫。
我把那只手藏得更深，心里悄悄跟自己说：
——巧的。
——都是巧的。
我那时候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不往那个方向去想，这些，就真只是普通的巧合。
后来才知道，有些巧合，是要拿一村人的晦气，才能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