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是从村东头的五保户刘奶奶开始的。
刘奶奶今年八十七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她丈夫早逝，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王蓉去的时候是早晨七点，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空气里还残留着夜的凉意。
她没带录音笔，只揣了个小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周文的建议：第一次见老人，别摆出采访的架势。就说想听您讲讲老早的事，像孙女听奶奶讲故事那样。
刘奶奶正坐在门槛上择野菜，佝偻的背弯成一张弓，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像一团蓬松的棉花。看见王蓉，她眯起眼睛辨认了半天：你是……建国家的二闺女？
是我，刘奶奶。王蓉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很自然地接过一把野菜，我帮您择。
大学生回来了？刘奶奶的手很慢，但很稳，枯瘦的手指把野菜的枯叶一点点摘掉，你妈说你回来写东西？
嗯，想记记咱村以前的事。王蓉说，怕以后年轻人不知道了。
刘奶奶哦了一声，继续择菜。沉默了几分钟，她忽然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裹脚还没放开呢。
王蓉的手顿了顿。
我娘给我裹脚，疼得我整夜哭。刘奶奶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裹到第三天，我爹看不下去了，说算了，新社会了，不裹了。就把裹脚布拆了。可脚骨头已经弯了，再也长不直了。
她伸出脚。那是一双畸形的小脚，脚背高高拱起，脚趾扭曲地蜷在一起，像被暴力折叠过的树枝。王蓉见过村里其他老太太的脚，但这样近距离看，还是第一次感到一种生理性的颤栗。
后来能下地了，但走不快，干不了重活。刘奶奶说，嫁人时，媒人说我‘脚不好，差点没人要。幸亏你刘爷爷不嫌弃——他腿有残疾，也是个半劳力。
野菜择完了。刘奶奶颤巍巍地站起身，王蓉赶紧扶她进屋。屋里很暗，只有一个小窗户透进光来。土炕上铺着破旧的席子，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毛主席像，像下面有个简陋的供桌，摆着几个空碗——大概是祭祖用的。
您一个人，日子咋过？王蓉问。
村里给点粮食，邻居送点菜。刘奶奶在炕沿坐下，够吃。就是寂寞。没人说话。
那您跟我说说话吧。王蓉在她对面坐下，掏出笔记本，随便说，说啥都行。
刘奶奶看了她一眼，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你想听啥？
听您小时候，听您嫁人，听您这些年咋过的。
于是刘奶奶开始讲。讲她七岁裹脚，十二岁学纺线，十六岁嫁人。讲五八年大食堂，全村人围着大锅吃饭，开始还能吃上干的，后来就只有稀汤了。讲六六年闹运动，村里把祠堂拆了，祖宗牌位都烧了，你太爷爷的牌位，是我半夜偷偷捡回来藏起来的。
她讲得很散，时常跳跃，有时说着说着就忘了刚才说到哪。王蓉不打断，只是快速地记。字迹潦草，很多地方用符号代替，但她知道回去能整理出来。
讲到嫁人那段时，刘奶奶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我嫁过来那天，是冬天，下大雪。花轿抬到村口，轿夫脚一滑，轿子翻了，我从轿里滚出来，摔了一身雪。
她笑了，笑声干涩：那时候就想，这兆头不好。果然，一辈子磕磕绊绊。
王蓉停下笔：那您……后悔嫁过来吗？
刘奶奶沉默了很久。悔不悔的，有啥用？那时候的女人，能自己选吗？爹娘说嫁谁就嫁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她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对褪色的银耳环。这是你刘爷爷攒了半年工分给我买的。他说你脚不好，耳朵上戴点好看的，别人就不看脚了。
银耳环已经很旧了，但在昏暗的光线里，依然能看出精巧的雕花。王蓉忽然想起祖母绣谱里那些精美的图案——在艰苦的年代里，美以最微小的形式存在，成为支撑人活下去的微小光亮。
离开刘奶奶家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王蓉走在村路上，笔记本沉甸甸地揣在怀里。那些零散的叙述在她脑子里重组、连接，变成一幅更广阔的图景：一个女性从裹脚到嫁人再到老去的一生，如何被大历史（新社会、大食堂、运动）和小命运（残疾的丈夫、无子的遗憾）共同塑造。
第二个访谈对象是村西的赵爷爷。他是村里的老文书，读过几年私塾，记忆力好，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记得。
赵爷爷正在院子里编竹筐，看见王蓉，放下手里的活：蓉蓉？听说你会来写村史？
想了解了解。王蓉搬了个小板凳坐下，赵爷爷，您经的事多，给我讲讲呗。
赵爷爷推了推老花镜，清了清嗓子，像要开始一场正式的讲述。
咱村啊，最早是明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过来的。家谱上写着呢，可惜文革时烧了。他先从遥远的移民史说起，然后讲到土地改革、合作社、包产到户。
王蓉认真地听，但更关注他讲述中的女性身影——那些往往被省略或一笔带过的部分。
土改那时候，妇女也分地吗？她问。
赵爷爷愣了一下：分，当然分。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但你太奶奶那辈人，好多不敢要——觉得地是男人的事。
为什么不敢？
怕呗。怕自己种不好，怕男人不高兴，怕村里人说闲话。赵爷爷摇摇头，那时候的女人，胆子小。
那后来呢？合作社时候，妇女下地干活吗？
干，怎么不干。但工分比男人低。男人一天十分，女人八分，说女人力气小。赵爷爷说，你奶奶——赵秀英，就是个特例。她干活不比男人差，非要争取同工同酬，跟记分员吵了好几次。
王蓉心里一动。这是她第一次听说祖母还有这样抗争的一面。在母亲和村里其他老人的叙述里，祖母总是沉默的、顺从的。
后来成了吗？
成了。赵爷爷笑了，你奶奶性子倔，说不给她记十分，她就不干了。那时候正是农忙，队里缺劳力，队长只好答应了。
这个细节像一颗石子，投进了王蓉对祖母的既定认知里。她忽然意识到，口述史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意外的发现——在宏大叙事（妇女解放）和个人命运（祖母的生活）之间，有无数具体的、矛盾的、鲜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颠覆简单的标签。
那您觉得，王蓉小心地问，这些年，村里女人的日子，是变好了还是变难了？
赵爷爷沉默了。他重新拿起竹条，慢慢地编着，竹条在他手里发出柔韧的摩擦声。
说不好。良久，他才说，要说物质，肯定是好了。以前吃不饱，现在能吃饱了。以前穿补丁衣服，现在能穿新衣裳了。
他顿了顿：但要说心里……我总觉得，现在的女人，比以前的更累。
为什么？
以前虽然苦，但大家一样苦。现在呢？男人出去打工，女人在家，又带孩子又种地又伺候老人，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你看村口那些等电话的女人，哪个眼睛底下不是黑的？
竹筐在他手里渐渐成形，一个圆形的、结实的容器。王蓉看着那双苍老但灵活的手，忽然想：赵爷爷编织的是竹筐，而她正在编织的，是这些老人记忆的碎片。都是一针一线，一根一条，慢慢拼凑出形状。
离开赵爷爷家时，已是正午。太阳毒辣，晒得土路发白。王蓉走在回家的路上，汗水湿透了后背。
她脑子里塞满了信息：裹脚的疼痛，花轿翻倒的雪天，争取同工同酬的争吵，等电话时熬黑的眼圈……这些碎片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但它们在她心里慢慢拼凑，开始呈现出某种模式——
女性的苦难在变迁，但从未消失。 从身体的暴力（裹脚）到制度的歧视（同工不同酬）再到新型的压迫（留守的多重负担），形式在变，内核依然是对女性劳动、身体、时间的控制和消耗。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抵抗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祖母争取同工同酬的倔强，母亲在灶台边默默守护家人口味的细心，姐姐每天去溪边做十五分钟的坚持，刘奶奶珍藏那对银耳环的执着……
这些抵抗很微小，很个体化，几乎看不见。但它们存在。就像竹编时那些细小的接头，看似脆弱，却让整个结构得以成立。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了午饭。简单的面条，但切了葱花，滴了香油——这是母亲表达关心的方式，不言语，在食物里。
吃饭时，王蓉问：妈，咱村以前有女子学堂吗？
母亲想了想：解放前好像有个识字班，但没多久就停了。我小时候，村里女娃娃能上到三四年级就不错了。
为什么？
觉得没用呗。母亲说，闺女家念那么多书干啥，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王蓉听过很多遍，但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因为上午刘奶奶也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赵爷爷讲分地时也说：女人不敢要，觉得地是男人的事。
一种深层的、代代相传的自我贬低——觉得自己是别人家的人，所以不配拥有土地、教育、甚至完整的自我。
饭后，王蓉躲进自己房间，摊开田野笔记本。她没有马上整理上午的访谈记录，而是先画了一张时间轴：
1910s-1930s：裹脚、早婚、文盲
1940s-1950s：土改、识字班、同工同酬斗争
1960s-1970s：集体劳动、工分制、政治运动
1980s-1990s：包产到户、男工女耕
2000s-：外出务工、留守妇女、隔代抚养
然后在每个时期旁边，写上她今天听到的具体故事：刘奶奶裹脚的疼痛，祖母争取同工同酬的倔强，母亲因为闺女家念书没用而辍学的遗憾，姐姐在婆家没空绣花的无奈……
这些具体的生命经验，像血肉，附着在历史的骨架上。而她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血肉被看见——不仅要看见骨架（社会结构），更要看见血肉（个人感受）。
窗外传来蝉鸣，尖锐而绵长。七月正午的村庄在暑热中昏昏欲睡。
王蓉合上笔记本，躺到床上。天花板是陈旧的苇席，有几处破洞，透进细碎的光线。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回响那些老人的声音：刘奶奶干涩的笑，赵爷爷慢条斯理的讲述，母亲平静的陈述……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多声部的合唱。有的尖锐（裹脚的疼痛），有的低沉（无子的寂寞），有的倔强（争取同工同酬），有的无奈（闺女家念书没用）。
而她的任务，就是倾听这首合唱，辨认每一个声部，理解它们如何形成，为何存在，又将如何延续或改变。
田野调查的第四天，她开始拼凑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大历史，而是由无数微小生命经验构成的、沉默的历史。
这条路很长。但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坐下来，听老人们讲那些没用的、即将被遗忘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正在一点点改变她看待这片土地、这些女人、这个自己从中走出的世界的方式。
午后的热浪一阵阵涌进窗户。王蓉在蝉鸣中渐渐睡去，梦里，她看见无数双女人的脚：裹变形的脚，踩在泥土里的脚，站在村口等电话的脚……
这些脚走过不同的路，但都走向同一种沉默。
而她，要试着为这些脚，找到可以诉说走过的路的声音。
刘奶奶今年八十七岁，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她丈夫早逝，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王蓉去的时候是早晨七点，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空气里还残留着夜的凉意。
她没带录音笔，只揣了个小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周文的建议：第一次见老人，别摆出采访的架势。就说想听您讲讲老早的事，像孙女听奶奶讲故事那样。
刘奶奶正坐在门槛上择野菜，佝偻的背弯成一张弓，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像一团蓬松的棉花。看见王蓉，她眯起眼睛辨认了半天：你是……建国家的二闺女？
是我，刘奶奶。王蓉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很自然地接过一把野菜，我帮您择。
大学生回来了？刘奶奶的手很慢，但很稳，枯瘦的手指把野菜的枯叶一点点摘掉，你妈说你回来写东西？
嗯，想记记咱村以前的事。王蓉说，怕以后年轻人不知道了。
刘奶奶哦了一声，继续择菜。沉默了几分钟，她忽然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裹脚还没放开呢。
王蓉的手顿了顿。
我娘给我裹脚，疼得我整夜哭。刘奶奶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裹到第三天，我爹看不下去了，说算了，新社会了，不裹了。就把裹脚布拆了。可脚骨头已经弯了，再也长不直了。
她伸出脚。那是一双畸形的小脚，脚背高高拱起，脚趾扭曲地蜷在一起，像被暴力折叠过的树枝。王蓉见过村里其他老太太的脚，但这样近距离看，还是第一次感到一种生理性的颤栗。
后来能下地了，但走不快，干不了重活。刘奶奶说，嫁人时，媒人说我‘脚不好，差点没人要。幸亏你刘爷爷不嫌弃——他腿有残疾，也是个半劳力。
野菜择完了。刘奶奶颤巍巍地站起身，王蓉赶紧扶她进屋。屋里很暗，只有一个小窗户透进光来。土炕上铺着破旧的席子，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毛主席像，像下面有个简陋的供桌，摆着几个空碗——大概是祭祖用的。
您一个人，日子咋过？王蓉问。
村里给点粮食，邻居送点菜。刘奶奶在炕沿坐下，够吃。就是寂寞。没人说话。
那您跟我说说话吧。王蓉在她对面坐下，掏出笔记本，随便说，说啥都行。
刘奶奶看了她一眼，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你想听啥？
听您小时候，听您嫁人，听您这些年咋过的。
于是刘奶奶开始讲。讲她七岁裹脚，十二岁学纺线，十六岁嫁人。讲五八年大食堂，全村人围着大锅吃饭，开始还能吃上干的，后来就只有稀汤了。讲六六年闹运动，村里把祠堂拆了，祖宗牌位都烧了，你太爷爷的牌位，是我半夜偷偷捡回来藏起来的。
她讲得很散，时常跳跃，有时说着说着就忘了刚才说到哪。王蓉不打断，只是快速地记。字迹潦草，很多地方用符号代替，但她知道回去能整理出来。
讲到嫁人那段时，刘奶奶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我嫁过来那天，是冬天，下大雪。花轿抬到村口，轿夫脚一滑，轿子翻了，我从轿里滚出来，摔了一身雪。
她笑了，笑声干涩：那时候就想，这兆头不好。果然，一辈子磕磕绊绊。
王蓉停下笔：那您……后悔嫁过来吗？
刘奶奶沉默了很久。悔不悔的，有啥用？那时候的女人，能自己选吗？爹娘说嫁谁就嫁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她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对褪色的银耳环。这是你刘爷爷攒了半年工分给我买的。他说你脚不好，耳朵上戴点好看的，别人就不看脚了。
银耳环已经很旧了，但在昏暗的光线里，依然能看出精巧的雕花。王蓉忽然想起祖母绣谱里那些精美的图案——在艰苦的年代里，美以最微小的形式存在，成为支撑人活下去的微小光亮。
离开刘奶奶家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王蓉走在村路上，笔记本沉甸甸地揣在怀里。那些零散的叙述在她脑子里重组、连接，变成一幅更广阔的图景：一个女性从裹脚到嫁人再到老去的一生，如何被大历史（新社会、大食堂、运动）和小命运（残疾的丈夫、无子的遗憾）共同塑造。
第二个访谈对象是村西的赵爷爷。他是村里的老文书，读过几年私塾，记忆力好，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记得。
赵爷爷正在院子里编竹筐，看见王蓉，放下手里的活：蓉蓉？听说你会来写村史？
想了解了解。王蓉搬了个小板凳坐下，赵爷爷，您经的事多，给我讲讲呗。
赵爷爷推了推老花镜，清了清嗓子，像要开始一场正式的讲述。
咱村啊，最早是明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过来的。家谱上写着呢，可惜文革时烧了。他先从遥远的移民史说起，然后讲到土地改革、合作社、包产到户。
王蓉认真地听，但更关注他讲述中的女性身影——那些往往被省略或一笔带过的部分。
土改那时候，妇女也分地吗？她问。
赵爷爷愣了一下：分，当然分。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但你太奶奶那辈人，好多不敢要——觉得地是男人的事。
为什么不敢？
怕呗。怕自己种不好，怕男人不高兴，怕村里人说闲话。赵爷爷摇摇头，那时候的女人，胆子小。
那后来呢？合作社时候，妇女下地干活吗？
干，怎么不干。但工分比男人低。男人一天十分，女人八分，说女人力气小。赵爷爷说，你奶奶——赵秀英，就是个特例。她干活不比男人差，非要争取同工同酬，跟记分员吵了好几次。
王蓉心里一动。这是她第一次听说祖母还有这样抗争的一面。在母亲和村里其他老人的叙述里，祖母总是沉默的、顺从的。
后来成了吗？
成了。赵爷爷笑了，你奶奶性子倔，说不给她记十分，她就不干了。那时候正是农忙，队里缺劳力，队长只好答应了。
这个细节像一颗石子，投进了王蓉对祖母的既定认知里。她忽然意识到，口述史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意外的发现——在宏大叙事（妇女解放）和个人命运（祖母的生活）之间，有无数具体的、矛盾的、鲜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颠覆简单的标签。
那您觉得，王蓉小心地问，这些年，村里女人的日子，是变好了还是变难了？
赵爷爷沉默了。他重新拿起竹条，慢慢地编着，竹条在他手里发出柔韧的摩擦声。
说不好。良久，他才说，要说物质，肯定是好了。以前吃不饱，现在能吃饱了。以前穿补丁衣服，现在能穿新衣裳了。
他顿了顿：但要说心里……我总觉得，现在的女人，比以前的更累。
为什么？
以前虽然苦，但大家一样苦。现在呢？男人出去打工，女人在家，又带孩子又种地又伺候老人，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你看村口那些等电话的女人，哪个眼睛底下不是黑的？
竹筐在他手里渐渐成形，一个圆形的、结实的容器。王蓉看着那双苍老但灵活的手，忽然想：赵爷爷编织的是竹筐，而她正在编织的，是这些老人记忆的碎片。都是一针一线，一根一条，慢慢拼凑出形状。
离开赵爷爷家时，已是正午。太阳毒辣，晒得土路发白。王蓉走在回家的路上，汗水湿透了后背。
她脑子里塞满了信息：裹脚的疼痛，花轿翻倒的雪天，争取同工同酬的争吵，等电话时熬黑的眼圈……这些碎片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但它们在她心里慢慢拼凑，开始呈现出某种模式——
女性的苦难在变迁，但从未消失。 从身体的暴力（裹脚）到制度的歧视（同工不同酬）再到新型的压迫（留守的多重负担），形式在变，内核依然是对女性劳动、身体、时间的控制和消耗。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抵抗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祖母争取同工同酬的倔强，母亲在灶台边默默守护家人口味的细心，姐姐每天去溪边做十五分钟的坚持，刘奶奶珍藏那对银耳环的执着……
这些抵抗很微小，很个体化，几乎看不见。但它们存在。就像竹编时那些细小的接头，看似脆弱，却让整个结构得以成立。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了午饭。简单的面条，但切了葱花，滴了香油——这是母亲表达关心的方式，不言语，在食物里。
吃饭时，王蓉问：妈，咱村以前有女子学堂吗？
母亲想了想：解放前好像有个识字班，但没多久就停了。我小时候，村里女娃娃能上到三四年级就不错了。
为什么？
觉得没用呗。母亲说，闺女家念那么多书干啥，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王蓉听过很多遍，但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因为上午刘奶奶也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赵爷爷讲分地时也说：女人不敢要，觉得地是男人的事。
一种深层的、代代相传的自我贬低——觉得自己是别人家的人，所以不配拥有土地、教育、甚至完整的自我。
饭后，王蓉躲进自己房间，摊开田野笔记本。她没有马上整理上午的访谈记录，而是先画了一张时间轴：
1910s-1930s：裹脚、早婚、文盲
1940s-1950s：土改、识字班、同工同酬斗争
1960s-1970s：集体劳动、工分制、政治运动
1980s-1990s：包产到户、男工女耕
2000s-：外出务工、留守妇女、隔代抚养
然后在每个时期旁边，写上她今天听到的具体故事：刘奶奶裹脚的疼痛，祖母争取同工同酬的倔强，母亲因为闺女家念书没用而辍学的遗憾，姐姐在婆家没空绣花的无奈……
这些具体的生命经验，像血肉，附着在历史的骨架上。而她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血肉被看见——不仅要看见骨架（社会结构），更要看见血肉（个人感受）。
窗外传来蝉鸣，尖锐而绵长。七月正午的村庄在暑热中昏昏欲睡。
王蓉合上笔记本，躺到床上。天花板是陈旧的苇席，有几处破洞，透进细碎的光线。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回响那些老人的声音：刘奶奶干涩的笑，赵爷爷慢条斯理的讲述，母亲平静的陈述……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首多声部的合唱。有的尖锐（裹脚的疼痛），有的低沉（无子的寂寞），有的倔强（争取同工同酬），有的无奈（闺女家念书没用）。
而她的任务，就是倾听这首合唱，辨认每一个声部，理解它们如何形成，为何存在，又将如何延续或改变。
田野调查的第四天，她开始拼凑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大历史，而是由无数微小生命经验构成的、沉默的历史。
这条路很长。但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坐下来，听老人们讲那些没用的、即将被遗忘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正在一点点改变她看待这片土地、这些女人、这个自己从中走出的世界的方式。
午后的热浪一阵阵涌进窗户。王蓉在蝉鸣中渐渐睡去，梦里，她看见无数双女人的脚：裹变形的脚，踩在泥土里的脚，站在村口等电话的脚……
这些脚走过不同的路，但都走向同一种沉默。
而她，要试着为这些脚，找到可以诉说走过的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