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年的景象如同给独立一团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注入了高标号的润滑油，各环节协作愈发顺畅，物资产出日益丰富。然而，伴随着生产活动的高度活跃和产品种类的增多，一个最初级、却也最根本的经济管理问题，开始像藤蔓一样，从繁荣的表象下悄然滋生、缠绕，并逐渐显露出其不便与低效——那便是原始而庞杂的“物物交换”与“计划配给”并行的双轨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内部日益复杂的物资流动和劳动计量需求。
“换货”的烦恼与“工时”的尴尬
在车间、在田间、在供销科的仓库，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常见：
一位纺织女工想用节省下来的“工业券”（一种早期配给稀缺工业品的凭证）加上自己超额完成任务获得的奖励布票，去换一双结实的工矿靴，但负责发放劳保用品的人告诉她，靴子暂时缺货，可以用等额的肥皂、牙膏或者食堂饭票抵换，可女工家并不缺这些。
一位机械加工车间的老师傅，利用业余时间帮农业连队修理好了一台复杂播种机，农业连队感激之余，想给予报酬，但除了粮食和蔬菜（师傅家也不缺），似乎没有其他合适的东西。最后只好记上一笔“义务劳动工分”，但这工分除了年底可能获得一点荣誉性奖励，并无实际流通价值。
供销科负责内部物资调剂的小赵更是头疼。各连队、各厂矿上交的多余农产品、副产品、自制小工具五花八门，价值难以精确衡量，交换需求千奇百怪。为了换回一台急需的备用电机，他可能需要同时协调三个单位，用甲厂的富余水泥、乙连队的多余羊毛、丙车间的自制扳手去跟丁单位谈判，过程繁琐，效率低下，还常常因为对物品价值认知不同产生矛盾。
“王团长，宋工，这样下去不行啊。”在一次经济工作碰头会上，主管后勤和供销的副团长大吐苦水，“咱们现在不是当年啥都没有的时候了。东西多了，交换多了，可这交换的‘尺子’太乱，一会儿是实物，一会儿是各种票证，一会儿是记工分，乱成一锅粥。既不公平，也没效率，还容易滋生矛盾。”
秦湘云的发现与宋书羽的启发
就在管理层为此苦恼时，秦湘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她发现，在妇女们私下的小型交换中（比如用自己腌的咸菜换别人做的鞋垫，用多余的毛线换几尺好看的布头），有时会用到一种“土办法”：大家公认某几样东西价值比较稳定（比如鸡蛋、一定质量的土布），就以它们为“中间物”来估算其他物品的价值。有时甚至会出现“欠条”，约定将来用某种实物或劳务偿还。
“这其实就是最原始的货币和信用萌芽。”宋书羽听到后，若有所思，“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商品经济初步发展但缺乏统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阶段。光靠行政计划和实物调配，管理成本太高，也无法准确衡量和激励不同岗位、不同效率的劳动贡献。”
他想起系统资料中关于根据地和早期建设时期发行地方流通券的历史。一个想法逐渐清晰：或许，可以在独立一团内部，发行一种极小范围的、不对外流通的“内部流通券”，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主要用于内部劳动报酬的辅助计算、福利物资的兑换、以及单位之间非计划内小额物资调剂的价值核算。
谨慎的设计与有限的试点
这个想法在领导小组内部引起了谨慎而积极的反响。政委提醒：“发行‘货币’，哪怕是内部的，也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确保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其信誉，绝不能变成打白条，引发通货膨胀和信任危机。”
王团长拍板：“我看可以搞个试点！咱们不叫‘货币’，就叫……‘劳动兑付券’或者‘内部流通券’，面额搞小点，先在最需要、最容易管理的环节试试水。”
于是，一个由宋书羽牵头，秦湘云、后勤副团长、供销科长和几名懂些财经知识的干部组成的小组，开始了秘密筹备。他们参考了有限的金融知识，制定了极为保守的原则：
1. 锚定实物： 流通券的价值，直接与几种最基本、最稳定的物资挂钩（如一定数量的小麦、煤炭、标准尺寸白布），并承诺持有者可凭券在供销科优先兑换这些实物（设立专门兑换窗口）。
2. 限量发行： 首次发行总量，严格根据预计可用于内部调剂的后勤富余物资和部分福利品总量折算，宁少勿多。
3. 使用范围严格限定： 仅用于（1）对超额完成计划任务、技术创新、节约增效等行为的奖励发放；（2）单位之间计划外小额物资调剂的结算；（3）职工在内部小卖部（计划开设）购买非配给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等。
4. 严禁对外和炒作： 明确规定此券仅限独立一团内部使用，不得与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直接兑换，严禁个人之间借贷和炒作。
经过精心设计，一种巴掌大小、采用简单套色油印（防伪手段简陋）、印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内部流通券”字样和面额（分为壹分、伍分、壹角、伍角、壹元五种）的纸券，悄然诞生。首批选择在机械加工车间（技术奖励）、被服厂（超额质量奖）和即将试营业的“职工小卖部”进行试点。
悄然的变化与初步的认可
试点开始后，变化是微妙而实在的。
一位车工因为一项小革新提高了刀具寿命，除了得到表扬，还获得了五角钱的“流通券”奖励。他可以用这五角钱，去小卖部给女儿买一包糖果，或者攒起来，等凑够了去兑换一块喜欢的毛巾。这比以往发点肥皂牙膏更让他感到自己的智慧被具体量化认可了。
两个连队之间调剂少量富余建材，不用再扯皮于用多少土豆换多少石灰，直接按供销科提供的参考价用“流通券”结算，清爽快捷。
小卖部里，用流通券可以买到针线、笔记本、香烟（限量）、糖果等配给之外的小商品，虽然货品不多，却让职工们感受到了些许“选择”的自由和劳动价值变现的愉悦。
流通券因为锚定实物且发行谨慎，价值稳定，很快赢得了内部的初步信任。人们开始习惯在计算额外劳动或小额交换时，以“券”为尺度。
“这东西，还挺方便。”王振虎把发给他的技术创新奖励券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对杨新民说，“比记工分实在。”
秦湘云看到妇女们用奖励的券在小卖部挑选头绳和小镜子时脸上的笑容，也觉得这项尝试很有意义。
“戈壁券”的诞生，是独立一团经济管理从纯粹实物和计划模式，向着更精细、更注重价值衡量与激励的微观管理迈出的试探性一步。它规模极小，影响有限，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预示着这片土地上自给自足的经济肌体内部，已经开始孕育更复杂的循环与活力。这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手段，更是对劳动价值的另一种确认，是“丰年”之后，管理体系必然要面对的、更深层次的组织化挑战的初步回应。
“换货”的烦恼与“工时”的尴尬
在车间、在田间、在供销科的仓库，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常见：
一位纺织女工想用节省下来的“工业券”（一种早期配给稀缺工业品的凭证）加上自己超额完成任务获得的奖励布票，去换一双结实的工矿靴，但负责发放劳保用品的人告诉她，靴子暂时缺货，可以用等额的肥皂、牙膏或者食堂饭票抵换，可女工家并不缺这些。
一位机械加工车间的老师傅，利用业余时间帮农业连队修理好了一台复杂播种机，农业连队感激之余，想给予报酬，但除了粮食和蔬菜（师傅家也不缺），似乎没有其他合适的东西。最后只好记上一笔“义务劳动工分”，但这工分除了年底可能获得一点荣誉性奖励，并无实际流通价值。
供销科负责内部物资调剂的小赵更是头疼。各连队、各厂矿上交的多余农产品、副产品、自制小工具五花八门，价值难以精确衡量，交换需求千奇百怪。为了换回一台急需的备用电机，他可能需要同时协调三个单位，用甲厂的富余水泥、乙连队的多余羊毛、丙车间的自制扳手去跟丁单位谈判，过程繁琐，效率低下，还常常因为对物品价值认知不同产生矛盾。
“王团长，宋工，这样下去不行啊。”在一次经济工作碰头会上，主管后勤和供销的副团长大吐苦水，“咱们现在不是当年啥都没有的时候了。东西多了，交换多了，可这交换的‘尺子’太乱，一会儿是实物，一会儿是各种票证，一会儿是记工分，乱成一锅粥。既不公平，也没效率，还容易滋生矛盾。”
秦湘云的发现与宋书羽的启发
就在管理层为此苦恼时，秦湘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她发现，在妇女们私下的小型交换中（比如用自己腌的咸菜换别人做的鞋垫，用多余的毛线换几尺好看的布头），有时会用到一种“土办法”：大家公认某几样东西价值比较稳定（比如鸡蛋、一定质量的土布），就以它们为“中间物”来估算其他物品的价值。有时甚至会出现“欠条”，约定将来用某种实物或劳务偿还。
“这其实就是最原始的货币和信用萌芽。”宋书羽听到后，若有所思，“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像商品经济初步发展但缺乏统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阶段。光靠行政计划和实物调配，管理成本太高，也无法准确衡量和激励不同岗位、不同效率的劳动贡献。”
他想起系统资料中关于根据地和早期建设时期发行地方流通券的历史。一个想法逐渐清晰：或许，可以在独立一团内部，发行一种极小范围的、不对外流通的“内部流通券”，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主要用于内部劳动报酬的辅助计算、福利物资的兑换、以及单位之间非计划内小额物资调剂的价值核算。
谨慎的设计与有限的试点
这个想法在领导小组内部引起了谨慎而积极的反响。政委提醒：“发行‘货币’，哪怕是内部的，也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确保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其信誉，绝不能变成打白条，引发通货膨胀和信任危机。”
王团长拍板：“我看可以搞个试点！咱们不叫‘货币’，就叫……‘劳动兑付券’或者‘内部流通券’，面额搞小点，先在最需要、最容易管理的环节试试水。”
于是，一个由宋书羽牵头，秦湘云、后勤副团长、供销科长和几名懂些财经知识的干部组成的小组，开始了秘密筹备。他们参考了有限的金融知识，制定了极为保守的原则：
1. 锚定实物： 流通券的价值，直接与几种最基本、最稳定的物资挂钩（如一定数量的小麦、煤炭、标准尺寸白布），并承诺持有者可凭券在供销科优先兑换这些实物（设立专门兑换窗口）。
2. 限量发行： 首次发行总量，严格根据预计可用于内部调剂的后勤富余物资和部分福利品总量折算，宁少勿多。
3. 使用范围严格限定： 仅用于（1）对超额完成计划任务、技术创新、节约增效等行为的奖励发放；（2）单位之间计划外小额物资调剂的结算；（3）职工在内部小卖部（计划开设）购买非配给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等。
4. 严禁对外和炒作： 明确规定此券仅限独立一团内部使用，不得与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直接兑换，严禁个人之间借贷和炒作。
经过精心设计，一种巴掌大小、采用简单套色油印（防伪手段简陋）、印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内部流通券”字样和面额（分为壹分、伍分、壹角、伍角、壹元五种）的纸券，悄然诞生。首批选择在机械加工车间（技术奖励）、被服厂（超额质量奖）和即将试营业的“职工小卖部”进行试点。
悄然的变化与初步的认可
试点开始后，变化是微妙而实在的。
一位车工因为一项小革新提高了刀具寿命，除了得到表扬，还获得了五角钱的“流通券”奖励。他可以用这五角钱，去小卖部给女儿买一包糖果，或者攒起来，等凑够了去兑换一块喜欢的毛巾。这比以往发点肥皂牙膏更让他感到自己的智慧被具体量化认可了。
两个连队之间调剂少量富余建材，不用再扯皮于用多少土豆换多少石灰，直接按供销科提供的参考价用“流通券”结算，清爽快捷。
小卖部里，用流通券可以买到针线、笔记本、香烟（限量）、糖果等配给之外的小商品，虽然货品不多，却让职工们感受到了些许“选择”的自由和劳动价值变现的愉悦。
流通券因为锚定实物且发行谨慎，价值稳定，很快赢得了内部的初步信任。人们开始习惯在计算额外劳动或小额交换时，以“券”为尺度。
“这东西，还挺方便。”王振虎把发给他的技术创新奖励券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对杨新民说，“比记工分实在。”
秦湘云看到妇女们用奖励的券在小卖部挑选头绳和小镜子时脸上的笑容，也觉得这项尝试很有意义。
“戈壁券”的诞生，是独立一团经济管理从纯粹实物和计划模式，向着更精细、更注重价值衡量与激励的微观管理迈出的试探性一步。它规模极小，影响有限，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预示着这片土地上自给自足的经济肌体内部，已经开始孕育更复杂的循环与活力。这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手段，更是对劳动价值的另一种确认，是“丰年”之后，管理体系必然要面对的、更深层次的组织化挑战的初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