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那个喧嚣的、充满爷爷身影和奶奶争吵声的大杂院，搬到了母亲单位分的新房。在三楼，只有一间屋子，带一个能转身的小厨房和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紧紧巴巴地塞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基本上就满了。每当夜幕降临，昏黄的灯光照亮这方寸之地，空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拥挤的、难以言说的沉寂，取代了往日大院里的鸡飞狗跳，却也失去了那份畸形的热闹。
母亲爱景愈发瘦削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像一株被风狠狠刮过的芦苇，纤细却异常坚韧。她的脸庞清瘦，眼睛显得更大，那里面盛着一种被生活反复磋磨后的疲惫，但看向我时，总会努力漾起一丝微弱的暖意。她的话变得更少，手脚从未停歇，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在厂里的机床和家里的灶台间来回奔波。白班夜班两边倒，她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眼眸下总是挂着浓重的青影。“碧华，饭在锅里温着，吃完自己写作业。”天还没亮透，她就会轻声嘱咐，声音带着夜班后的沙哑，一边匆匆系着围腰，一边把冷馒头塞进布兜当午饭。她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晨雾里，单薄的让人心疼。她只知道拼命挣钱，把微薄的工资，却像漏水的木桶，永远填不满父亲张建生赌博捅出去的无底洞。她很会勤俭持家，一颗白菜能做出三样菜，我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却干净整洁，可这份精打细算，在父亲的挥霍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原来还算周正的脸，如今常带着宿醉的浮肿，眼珠浑浊，布满血丝。身上总有一股散不去的烟臭和劣质白酒的味道。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或者干脆彻夜不归。偶尔早回，也是倒头就睡，鼾声如雷，或是阴沉着脸，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爸…车走了。我怯生生地推醒他。那天我又起晚了。窗外，母亲单位那辆漆色斑驳的通勤大巴车正喷着黑烟，毫不留情地驶出院子。”
父亲被搅了清梦，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眼神里全是暴躁的戾气。“吵什么吵！滚！”他嘶吼着看也不看，顺手抄起床边一只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狠狠地朝我扔过来！
那那鞋子带着一股酸臭的风，擦过我的耳边，“啪”地砸在门上。我吓得浑身一哆嗦，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像断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水泥地上。
“哭！哭丧呢！自己长脚不会走吗？滚！”他厌烦的挥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随即又重重倒回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咬着下唇，强忍住呜咽，捡起地上那只冰冷的皮鞋，轻轻放在门边。然后背起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低着头，一步一步挪出了家门。我是哭着走上那条漫长上学的路。眼泪模糊了视线，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成了晃动的影子。书包带勒的肩膀生疼，但心里的委屈和害怕更重，像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不是第一次自己走路上学。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做妈妈单位那辆大巴车去上学。
那辆破旧的大巴车是我童年里最孤独的移动堡垒。车里挤满了和妈妈一样疲惫不堪的工友，空气中混合着机油、汗水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是车里唯一的小孩，总是缩在角落里最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紧紧抱着书包。司机叔叔认得我，但从不说话，到点就发车，从不等人。妈妈白班夜班两边倒，根本没时间细致的过问我，她能在凌晨为我准备好温在锅里的饭，母亲也是竭尽全力。爸爸只有极小的部分时间，在他罕见的、心情好的清晨，才会用那辆丁当作响的自行车载我一段。但要那样的早晨，稀罕得像冬天里的暖阳。走到半路，雨水毫无征兆的砸下来，又急又密。我没带伞，慌忙躲到路边一个窄小的报停屋檐下。衣服很快湿透了，冷得我瑟瑟发抖。看着身边陆续有同学被父母送去上学。披上雨衣，钻进温暖的伞下，鼻子一酸，眼泪又混着雨水流下来。
就在我冻得嘴唇发紫时，一把熟悉的旧黄油布伞撑在我头顶。“碧华？！”母亲焦急的声音传来。她显然是刚下夜班脸都没来得及洗，眼下的乌青更重了，工装外套湿了一大片，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 她看到淋成落汤鸡的我，眼前瞬间就红了。
“咋没坐车啊？咋淋成这样？” 她慌忙脱下自己的外套， 不由分说地裹住我， 那外套带着机床的冰冷和她的体温，一种复杂而令人心酸的味道。
我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了早上的事。母亲的脸色一点点白下去，嘴唇颤抖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搂住了我，她的手臂也在微微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气的。
她把我送到学校门口，看着我进了教学楼，才匆匆转身离开，那背影在雨幕中显得那么匆忙又无力。
下午最后一节课，教室门被轻轻推开。母亲竟然又来了。她换了一件干净但依旧有破损的衬衫，头发梳得整齐了些，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油纸包。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好奇地投向她。她显得有些局促，脸颊微红，但还是鼓起勇气走到讲台边，低声跟老师说着什么，不时担忧地看我一眼。
老师听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她接过那个还冒着热气的油纸包——里面是两个金黄酥脆的芝麻烧饼——郑重地点了点头。
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热乎乎的烧饼塞进我手里：“快吃吧，你妈妈刚送来的，怕你中午没吃饱。”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你妈妈都跟我说了。别怕，好好学习，老师知道了。”
又过了几天，父亲居然来学校了。大概是厂里或家里谁跟他说了什么。他穿着那件最好的中山装，试图维持一点体面，但眉宇间的不耐和局促藏不住。老师把他请进了办公室。我趴在门缝边，心脏怦怦直跳。
里面传来老师刻意压低了但依旧清晰严厉的声音：“…张师傅！不是我说你！孩子才多大？你怎么能这样？起晚了就不管了？还拿鞋扔孩子！让孩子一个人哭着走那么远的路上学？下雨天也没人送！她妈妈上夜班多辛苦你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当父亲的？！…”
父亲一开始似乎嘟囔着辩解了两句，但很快就被老师连珠炮似的批评堵了回去。我听见他含糊的应承声，最后，办公室门猛地拉开，父亲铁青着脸走出来，看见我，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有羞恼，也有一种被戳破的狼狈。他什么都没说，一把拉起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快步离开了学校。
这件事之后，奶奶韩玉兰终于看不下去了。她亲自来到我们家那间小屋，和母亲进行了一场低声而激烈的谈话。
“景啊，不是我说，建生这样下去不行！孩子也跟着遭罪！”奶奶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焦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让妞跟我过去住段日子吧！我那好歹离学校近点，我也能给她口热乎饭吃，盯着她写作业。”
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许久。她看看我，又看看这间逼仄的小屋，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娘，那就…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似乎把对父亲的不满和失望，全部转化成了对我一种略带补偿性的、略显笨拙的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扎上最漂亮的头绳，穿上她翻箱倒柜找出的、最好看的花布衫，虽然款式老旧，但浆洗得清爽挺括。
“咱妞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人看低了！”她一边给我梳头，一边念叨，语气里带着一股要强的劲头。
一开始，我是
母亲爱景愈发瘦削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像一株被风狠狠刮过的芦苇，纤细却异常坚韧。她的脸庞清瘦，眼睛显得更大，那里面盛着一种被生活反复磋磨后的疲惫，但看向我时，总会努力漾起一丝微弱的暖意。她的话变得更少，手脚从未停歇，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在厂里的机床和家里的灶台间来回奔波。白班夜班两边倒，她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眼眸下总是挂着浓重的青影。“碧华，饭在锅里温着，吃完自己写作业。”天还没亮透，她就会轻声嘱咐，声音带着夜班后的沙哑，一边匆匆系着围腰，一边把冷馒头塞进布兜当午饭。她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晨雾里，单薄的让人心疼。她只知道拼命挣钱，把微薄的工资，却像漏水的木桶，永远填不满父亲张建生赌博捅出去的无底洞。她很会勤俭持家，一颗白菜能做出三样菜，我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却干净整洁，可这份精打细算，在父亲的挥霍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原来还算周正的脸，如今常带着宿醉的浮肿，眼珠浑浊，布满血丝。身上总有一股散不去的烟臭和劣质白酒的味道。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或者干脆彻夜不归。偶尔早回，也是倒头就睡，鼾声如雷，或是阴沉着脸，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爸…车走了。我怯生生地推醒他。那天我又起晚了。窗外，母亲单位那辆漆色斑驳的通勤大巴车正喷着黑烟，毫不留情地驶出院子。”
父亲被搅了清梦，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眼神里全是暴躁的戾气。“吵什么吵！滚！”他嘶吼着看也不看，顺手抄起床边一只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狠狠地朝我扔过来！
那那鞋子带着一股酸臭的风，擦过我的耳边，“啪”地砸在门上。我吓得浑身一哆嗦，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像断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水泥地上。
“哭！哭丧呢！自己长脚不会走吗？滚！”他厌烦的挥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随即又重重倒回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咬着下唇，强忍住呜咽，捡起地上那只冰冷的皮鞋，轻轻放在门边。然后背起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低着头，一步一步挪出了家门。我是哭着走上那条漫长上学的路。眼泪模糊了视线，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成了晃动的影子。书包带勒的肩膀生疼，但心里的委屈和害怕更重，像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不是第一次自己走路上学。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做妈妈单位那辆大巴车去上学。
那辆破旧的大巴车是我童年里最孤独的移动堡垒。车里挤满了和妈妈一样疲惫不堪的工友，空气中混合着机油、汗水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我是车里唯一的小孩，总是缩在角落里最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紧紧抱着书包。司机叔叔认得我，但从不说话，到点就发车，从不等人。妈妈白班夜班两边倒，根本没时间细致的过问我，她能在凌晨为我准备好温在锅里的饭，母亲也是竭尽全力。爸爸只有极小的部分时间，在他罕见的、心情好的清晨，才会用那辆丁当作响的自行车载我一段。但要那样的早晨，稀罕得像冬天里的暖阳。走到半路，雨水毫无征兆的砸下来，又急又密。我没带伞，慌忙躲到路边一个窄小的报停屋檐下。衣服很快湿透了，冷得我瑟瑟发抖。看着身边陆续有同学被父母送去上学。披上雨衣，钻进温暖的伞下，鼻子一酸，眼泪又混着雨水流下来。
就在我冻得嘴唇发紫时，一把熟悉的旧黄油布伞撑在我头顶。“碧华？！”母亲焦急的声音传来。她显然是刚下夜班脸都没来得及洗，眼下的乌青更重了，工装外套湿了一大片，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 她看到淋成落汤鸡的我，眼前瞬间就红了。
“咋没坐车啊？咋淋成这样？” 她慌忙脱下自己的外套， 不由分说地裹住我， 那外套带着机床的冰冷和她的体温，一种复杂而令人心酸的味道。
我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了早上的事。母亲的脸色一点点白下去，嘴唇颤抖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搂住了我，她的手臂也在微微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气的。
她把我送到学校门口，看着我进了教学楼，才匆匆转身离开，那背影在雨幕中显得那么匆忙又无力。
下午最后一节课，教室门被轻轻推开。母亲竟然又来了。她换了一件干净但依旧有破损的衬衫，头发梳得整齐了些，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油纸包。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好奇地投向她。她显得有些局促，脸颊微红，但还是鼓起勇气走到讲台边，低声跟老师说着什么，不时担忧地看我一眼。
老师听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她接过那个还冒着热气的油纸包——里面是两个金黄酥脆的芝麻烧饼——郑重地点了点头。
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热乎乎的烧饼塞进我手里：“快吃吧，你妈妈刚送来的，怕你中午没吃饱。”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你妈妈都跟我说了。别怕，好好学习，老师知道了。”
又过了几天，父亲居然来学校了。大概是厂里或家里谁跟他说了什么。他穿着那件最好的中山装，试图维持一点体面，但眉宇间的不耐和局促藏不住。老师把他请进了办公室。我趴在门缝边，心脏怦怦直跳。
里面传来老师刻意压低了但依旧清晰严厉的声音：“…张师傅！不是我说你！孩子才多大？你怎么能这样？起晚了就不管了？还拿鞋扔孩子！让孩子一个人哭着走那么远的路上学？下雨天也没人送！她妈妈上夜班多辛苦你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当父亲的？！…”
父亲一开始似乎嘟囔着辩解了两句，但很快就被老师连珠炮似的批评堵了回去。我听见他含糊的应承声，最后，办公室门猛地拉开，父亲铁青着脸走出来，看见我，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有羞恼，也有一种被戳破的狼狈。他什么都没说，一把拉起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快步离开了学校。
这件事之后，奶奶韩玉兰终于看不下去了。她亲自来到我们家那间小屋，和母亲进行了一场低声而激烈的谈话。
“景啊，不是我说，建生这样下去不行！孩子也跟着遭罪！”奶奶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焦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让妞跟我过去住段日子吧！我那好歹离学校近点，我也能给她口热乎饭吃，盯着她写作业。”
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许久。她看看我，又看看这间逼仄的小屋，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娘，那就…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似乎把对父亲的不满和失望，全部转化成了对我一种略带补偿性的、略显笨拙的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扎上最漂亮的头绳，穿上她翻箱倒柜找出的、最好看的花布衫，虽然款式老旧，但浆洗得清爽挺括。
“咱妞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人看低了！”她一边给我梳头，一边念叨，语气里带着一股要强的劲头。
一开始，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