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琏之前为了劝降扬州守军，其实并没有跟秦从德讲实话——镇江路至今还没有被红旗营攻陷，至少，其治所丹徒县仍在元军掌控中。
但红旗营长江水师早已配合威武卫大军将丹徒城团团围困，江浙行省元军自身难保，更不可能经运河北上支援扬州却是事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赵琏也没算欺骗了秦从德，而是基于必然结果的战术性陈述。
此时的丹徒城，如同暴风雨中飘摇的一叶扁舟，总数不足五千的守军面对王弼日益凶猛的攻势，早已是强弩之末，陷落是迟早的事。
为了能在丹徒城破之前，彻底解决盘踞本地的豪强——镇江史氏，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谋取“知镇江府府事”的位置，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首先翻阅了所有涉及史氏不法之事的卷宗，又走访了部分本地百姓，在充分了解实情后，施展了连环手段。
对家境贫寒衣衫褴褛的史氏底层乡勇，王宗道竭力宣传红旗营鼓励屯垦的利好政策。
“石元帅体恤百姓，已在江北划出大片无主荒地，只要你们愿意前往，每丁可授田三十亩。从此，你们耕种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收获的是自家的粮食，再不用看人脸色，受人盘剥！垦荒还能免税三年。”
对被单独看押的史舜安等主宗头面人物，则以去年被屠戮三千起义军降兵为突破口，直接攻心。
“起义军降卒被屠戮之事，须得有人负责。交出主谋此事的元凶，余者或可网开一面。若冥顽不灵，则视同阖族顽抗，后果……想必你等清楚。”
因是分开问话，谁也不知道谁承受不住压力，攀咬出自己。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原本铁板一块的宗族内部，顷刻间便出现了裂痕。
而对于那些势力较弱的史氏支脉，王宗道则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承诺他们只要安分守己，积极配合清查，红旗营便可“主持公道”，在未来的族产分配中获得更多份额。
主宗支脉之争向来残酷，越大的宗族，主支之争就越严重。王宗道此举，只是在已然松动的史氏宗族内部打入了一根更深的楔子而已。
史舜安毕竟是历经风浪的聪明人，看着王宗道步步紧逼，便明白对方已起杀心。硬顶下去，不仅保不住宗族百年基业，连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都要搭上。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
史舜安随即求见王宗道，主动提出愿率史氏主宗一脉迁往江北垦荒，以此换取红旗营不再追究史氏屠戮义军之事，并保全族人的性命。
史氏毕竟是临战投降，且未曾与红旗营爆发直接冲突，双方实际并无血海深仇。
王宗道敲打立威的目的已然达到，考虑到还需要稳定本地士绅之心，日后才好治理镇江，不宜将此事做绝。
他在呈交给石山的文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
依照降兵整编旧例，将史氏宗族问题与其私兵整编打包处理。主宗及自愿前往江北的底层乡勇，连同其家小一并送往江北，分散各地安置。
至于留在镇江的支脉，则任由他们争夺主宗遗留的部分房产、商铺等浮财（田亩、矿山等核心产业以置换史氏在江北安家所需为由收归红旗营），以此彻底分化瓦解史氏，使其再无法成为一个整体。
呈文末尾，王宗道还附上了“史氏俊才”名单，其中详细列举了包括镇江映雪书院山长史迁在内的六人，不仅记录了他们的学识专长，更有对其品性、为人、在乡里声望的调查。
此举既是安抚“无端被罚”的镇江史氏，也是网罗本地精英，稳固红旗营在镇江的根基需要。
身处红旗营这股蓬勃上升的政治势力中，又长期在石山身边耳濡目染，王宗道的进步确实很快。
他处置镇江史氏的这一套组合拳，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既展现了手腕，也留有余地，已经初步展现成熟政治官员的潜力。
石山对王宗道的表现比较满意，送走胡惟庸后，又蘸墨批示，同意了其全部建议，并在史迁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批注“可，授金坛县教谕”（金坛为镇江路辖县）。
随即，命记室处将该文书迅速签转户曹与军令司执行。
红旗营发展到如今规模，每天都有大量的军、政文书需要处理。而石山作为势力领袖，又需时常亲临战阵，身边必须有一个高效可靠的文书处理团队。
最初，他只是安排两名书办随军，处理日常文书。
待到句容县孙炎前来投效，石山观其为人务实，文笔练达，有心栽培，便正式组建了记室处，任命孙炎为记室参军，总揽文书机要，这极大地提升了元帅府的运转效率。
除了王宗道的呈文，军令司还有另一份紧急文件亟待石山批复——关于成立拔山右卫的方案。
石山率红旗营主力渡江后，除了李武所部的江北诸路总管府采取守势，以确保大军后方安全无虞外，其余各部皆在积极开疆拓土。
其中，胡大海所部拔山左卫在稳住溧阳后，迅速东进常州路，兵锋直指宜兴州，以此掩护常遇春的擎日左卫主力攻取常州路治所（有晋陵、武进两个倚郭县）的战役行动。
而在西线，行军总管毛贵在完成所部整训后，展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接连攻下芜湖、繁昌两县，一举拿下整个太平路。
但他手中的兵力有限，在稳固太平路防线的同时，已无力再南下攻打宁国路。
战机难寻，毛贵因而上书石山，请求向西线增兵。
此前，因朱重八“私募兵员”案发，绣衣卫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了一番清查，发现各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尤以抚军卫为甚。
石山随即将抚军卫主力调至江宁，就近整顿。
加上捧月卫，以及正在编练的擎日右卫（卞元亨所部东海水师还处在筹建阶段，暂时不能折算战力）和各直属散营，此刻聚集在江宁城内的战兵已然接近四万人。
短期内，石山的手中其实并不是无兵可调。
但红旗营当前攻略的战略重点在应天府以东，便不宜随意改动，贸然在西线投入过多兵力。
同时，还必须警惕元军在结束荆湖战事后，可能会针对红旗营发起的东进报复。
石山必须时刻在手中留下足够的预备队，以应对不测。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这些人全部留在江宁城中，哪儿也不能去，而是要能在各个方向扛不住元军反扑前，予以有力支援。
石山的解决方案，是授予毛贵组建拔山右卫的编制。
一则可以增强西线的军事力量，二则正好用以消化日益增多的整编战俘。
毛贵自徐州大战时便被石山发掘重用，随后又带在身边悉心培养，期间屡立战功，忠勇可靠。
不过，仅凭毛贵现有的军功，直接擢升他为都指挥使，实际上略显不足。
石山此举，更多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
未来，若要将整个徐州红巾军系统彻底消化整编，仅给李喜喜一个擎日右卫显然不够，至少还需要为徐州红巾军再设立一个卫级编制。
芝麻李作为徐州红巾军旧主，不宜让他再直接统兵；彭二郎的能力与忠诚度都让石山不能放心；薛显勇则勇矣，性格缺陷却过于明显，非统帅之才。
反复权衡之下，沉稳且极善于学习总结，堪称文武全才的毛贵极具潜力，方是最合适的人选。
除了军事调整，石山也在政治上对西线进行布局。
他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任命年高德劭的当涂名士李习为知府，同时将政绩突出的原当涂县令汪广洋提升为太平府同知。
李知府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不宜操劳具体事务，太平府日常政务实际由汪广洋主持。
而李习在江南士林中声望卓著，用他装点门面，可有效安抚地方人心。提拔汪广洋，则是对其能力和忠诚的明确肯定。
这便是征战天下阶段的常态，机遇与风险并存。
只要跟对了明主，又忠诚与能力兼备，升迁之路便可畅通无阻。
当然，与之相伴的风险也绝非寻常。
太平府地处应天府西面门户，又与江北的庐州路隔江相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江南元军主力一旦解决了徐宋政权，再顺江东下，太平府便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届时，毛贵、汪广洋这一文一武，就必须依靠手中的有限力量，独立抵御强敌，至少要能坚守到石山派援军到来。
相对而言，东线虽然进军的压力更大，但兵力却要充裕得多。
镇江路治所丹徒县，南水关。
巨大的关门已被暴力撞开，扭曲变形的门板上破开一个骇人的大洞，关内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碎裂的木板和来不及清理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混合气味。
远处的喊杀声已逐渐平息，只有零星的战斗还在角落进行。
战后，长江水师（为与筹建中的东海水师区分，原巢湖水师正式更为此名）第四镇镇抚使桑世杰踏着尚未凝固的血迹，快步登岸，寻到了正在指挥清扫战场的威武卫都指挥使王弼。
“王将军，这一仗，真他娘的费劲！”
桑世杰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泥水，声音带着疲惫，也带着胜利后的兴奋。
战斗刚刚结束，他便急着来寻王弼，自然不是为了闲聊，当即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如今南北两道水关均已拿下，丹徒守军已成瓮中之鳖。俺们水师弟兄在水上使得上劲，这陆上攻打坚城，怕是帮不上太大忙了。
俺寻思着，在此处留下十条哨船，监控江面，以防万一。剩下的战船，俺得尽快带到江阴去，与徐将军会合。您看如何？”
军令司最初制定的东进作战计划，本是由威武卫担任先锋，攻取丹徒县打通大运河航线后，再汇合擎日卫，水陆并进，沿大运河与长江两条线路，攻打常州路和江阴州。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待到常遇春所部擎日左卫完成休整，进抵丹阳县时，王弼却因连绵梅雨和丹徒坚城、守军顽抗等因素叠加，未能如期破城。
丹徒作为江防重镇，城周十二里，墙高两丈六尺，更在城外大运河南北两段设有的两座水关，与丹徒主城互为犄角，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种复杂地形极大限制了威武卫兵力展开，即便常遇春所部加入，在如此狭窄的作战面上，也无法显著提升攻击强度。
战局瞬息万变，谁也不知荆湖元军主力何时会击败徐宋政权，进而腾出手来攻打红旗营。
常遇春不愿在丹徒城下空耗时间，了解到王弼的攻城进度后，他便在快马请示石山后，果断做出了分兵进取的决定：
派其麾下悍将刘聚率领一支三千人的偏师，赶至丹徒县换乘长江水师的战船，顺流而下，直逼江阴州；他自己则亲率擎日左卫主力，东进常州路。
这个分兵计划实际上将原定的三卫（含长江水师）并进方案，临时调整为了擎日卫与长江水师两卫的东路突击。
但并不是常遇春拍脑袋做出的军事冒险行动，而是基于对沿线元军兵力空虚的准确判断。
石山在接到常遇春的报告后，考虑到江宁方向兵力充足，足以应对此战可能的意外，便批准了这个更为灵活的新方案。
东进战役本是威武卫当先锋唱主角，如今却因进度滞后，客观上拖累了全局，尽管有天气、城防等客观原因，王弼内心仍感到面上无光。
因此，当桑世杰在水关攻克后提出分兵，他虽心有不甘，却也不好强行挽留，只能爽快应道：
“桑兄弟说的是！攻克水关，多亏了水师弟兄鼎力相助！如今水关既下，丹徒孤城一座，已成死地。放心，最多两日，我威武卫必破此城！
还请桑兄弟转告徐将军，后方之事，无需挂虑，王弼绝不会拖了大军后腿！”
为了加强攻势，在擎日左卫进抵常州路境内后，王弼已将驻守丹阳县的四千兵马抽调了两千至丹徒城下，此时围攻丹徒的总兵力已有近万。
即便一时不能攻破此城，守军也绝没有能力突围出城，进而威胁长江水师的后路。
桑世杰听出了王弼话语中那份急于证明自己的决心，他只是一个新晋的镇抚使，自然不敢接下这位老牌都指挥使类似保证的言语，只能含糊应道：
“王将军放心，您的话，俺一定原封不动地带到。”
长江自镇江至江阴段，已经靠近入海口，水文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上游裹挟的泥沙在此淤积，潮汐作用明显，加之两岸山势造成的狭管效应，导致暗礁、浅滩密布，风向多变，若不是熟悉此航道的老手，极易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
因此，在歼灭元廷夹江水师后，长江下游已经没有像样的水上威胁，长江水师都指挥使徐达也没敢贸然深入下游，直到多方寻访老船家，绘制出相对精确的水文图后，才敢挥师东进。
桑世杰手中便有这份水文图的副本，但毕竟是首次航行此段水道，他也不敢有丝毫大意。舰队以三艘领航船为先导，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队形，航速并不快。
当舰队终于抵达马驮沙附近航道时，前方江阴城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已然清晰可闻。
徐达率领的长江水师主力，已于先期掩护刘聚所部成功登陆江阴城外。
鉴于刘聚兵力仅有三千，徐达担心其部攻击力量不足，战事或有反复，果断从水师官兵中抽调了一千六百余名精锐，登岸协助刘聚助战。
红旗营此番跨越尚在元军手中的常州路，如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江阴城下，守军措手不及，城门险些在第一波冲击中被直接突破。
随后，刘聚抓住守军慌乱，布防严重不足的绝佳战机，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猛烈攻势。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杀声震天。
待到徐达下令将战船上的火炮拆下，由水师炮手们推至岸上，在近距离上对城墙和城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集中轰击后，守军的士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城墙砖石飞溅，硝烟弥漫，守军的抵抗意志如同那些破损的城垛一般，快速崩塌。
当桑世杰登上徐达的旗舰，正准备详细汇报丹徒水关战况时，江阴城方向突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旗舰桅杆上的瞭望手目光穿透尚未散尽的硝烟，很快便确认了战果，他用尽力气，向着甲板上的将领们高声呼喊，声音中充满了喜悦：
“将军！刘镇抚已经攻陷江阴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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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但红旗营长江水师早已配合威武卫大军将丹徒城团团围困，江浙行省元军自身难保，更不可能经运河北上支援扬州却是事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赵琏也没算欺骗了秦从德，而是基于必然结果的战术性陈述。
此时的丹徒城，如同暴风雨中飘摇的一叶扁舟，总数不足五千的守军面对王弼日益凶猛的攻势，早已是强弩之末，陷落是迟早的事。
为了能在丹徒城破之前，彻底解决盘踞本地的豪强——镇江史氏，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谋取“知镇江府府事”的位置，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首先翻阅了所有涉及史氏不法之事的卷宗，又走访了部分本地百姓，在充分了解实情后，施展了连环手段。
对家境贫寒衣衫褴褛的史氏底层乡勇，王宗道竭力宣传红旗营鼓励屯垦的利好政策。
“石元帅体恤百姓，已在江北划出大片无主荒地，只要你们愿意前往，每丁可授田三十亩。从此，你们耕种的是属于自己的土地，收获的是自家的粮食，再不用看人脸色，受人盘剥！垦荒还能免税三年。”
对被单独看押的史舜安等主宗头面人物，则以去年被屠戮三千起义军降兵为突破口，直接攻心。
“起义军降卒被屠戮之事，须得有人负责。交出主谋此事的元凶，余者或可网开一面。若冥顽不灵，则视同阖族顽抗，后果……想必你等清楚。”
因是分开问话，谁也不知道谁承受不住压力，攀咬出自己。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原本铁板一块的宗族内部，顷刻间便出现了裂痕。
而对于那些势力较弱的史氏支脉，王宗道则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承诺他们只要安分守己，积极配合清查，红旗营便可“主持公道”，在未来的族产分配中获得更多份额。
主宗支脉之争向来残酷，越大的宗族，主支之争就越严重。王宗道此举，只是在已然松动的史氏宗族内部打入了一根更深的楔子而已。
史舜安毕竟是历经风浪的聪明人，看着王宗道步步紧逼，便明白对方已起杀心。硬顶下去，不仅保不住宗族百年基业，连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都要搭上。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
史舜安随即求见王宗道，主动提出愿率史氏主宗一脉迁往江北垦荒，以此换取红旗营不再追究史氏屠戮义军之事，并保全族人的性命。
史氏毕竟是临战投降，且未曾与红旗营爆发直接冲突，双方实际并无血海深仇。
王宗道敲打立威的目的已然达到，考虑到还需要稳定本地士绅之心，日后才好治理镇江，不宜将此事做绝。
他在呈交给石山的文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
依照降兵整编旧例，将史氏宗族问题与其私兵整编打包处理。主宗及自愿前往江北的底层乡勇，连同其家小一并送往江北，分散各地安置。
至于留在镇江的支脉，则任由他们争夺主宗遗留的部分房产、商铺等浮财（田亩、矿山等核心产业以置换史氏在江北安家所需为由收归红旗营），以此彻底分化瓦解史氏，使其再无法成为一个整体。
呈文末尾，王宗道还附上了“史氏俊才”名单，其中详细列举了包括镇江映雪书院山长史迁在内的六人，不仅记录了他们的学识专长，更有对其品性、为人、在乡里声望的调查。
此举既是安抚“无端被罚”的镇江史氏，也是网罗本地精英，稳固红旗营在镇江的根基需要。
身处红旗营这股蓬勃上升的政治势力中，又长期在石山身边耳濡目染，王宗道的进步确实很快。
他处置镇江史氏的这一套组合拳，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既展现了手腕，也留有余地，已经初步展现成熟政治官员的潜力。
石山对王宗道的表现比较满意，送走胡惟庸后，又蘸墨批示，同意了其全部建议，并在史迁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批注“可，授金坛县教谕”（金坛为镇江路辖县）。
随即，命记室处将该文书迅速签转户曹与军令司执行。
红旗营发展到如今规模，每天都有大量的军、政文书需要处理。而石山作为势力领袖，又需时常亲临战阵，身边必须有一个高效可靠的文书处理团队。
最初，他只是安排两名书办随军，处理日常文书。
待到句容县孙炎前来投效，石山观其为人务实，文笔练达，有心栽培，便正式组建了记室处，任命孙炎为记室参军，总揽文书机要，这极大地提升了元帅府的运转效率。
除了王宗道的呈文，军令司还有另一份紧急文件亟待石山批复——关于成立拔山右卫的方案。
石山率红旗营主力渡江后，除了李武所部的江北诸路总管府采取守势，以确保大军后方安全无虞外，其余各部皆在积极开疆拓土。
其中，胡大海所部拔山左卫在稳住溧阳后，迅速东进常州路，兵锋直指宜兴州，以此掩护常遇春的擎日左卫主力攻取常州路治所（有晋陵、武进两个倚郭县）的战役行动。
而在西线，行军总管毛贵在完成所部整训后，展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接连攻下芜湖、繁昌两县，一举拿下整个太平路。
但他手中的兵力有限，在稳固太平路防线的同时，已无力再南下攻打宁国路。
战机难寻，毛贵因而上书石山，请求向西线增兵。
此前，因朱重八“私募兵员”案发，绣衣卫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了一番清查，发现各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尤以抚军卫为甚。
石山随即将抚军卫主力调至江宁，就近整顿。
加上捧月卫，以及正在编练的擎日右卫（卞元亨所部东海水师还处在筹建阶段，暂时不能折算战力）和各直属散营，此刻聚集在江宁城内的战兵已然接近四万人。
短期内，石山的手中其实并不是无兵可调。
但红旗营当前攻略的战略重点在应天府以东，便不宜随意改动，贸然在西线投入过多兵力。
同时，还必须警惕元军在结束荆湖战事后，可能会针对红旗营发起的东进报复。
石山必须时刻在手中留下足够的预备队，以应对不测。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这些人全部留在江宁城中，哪儿也不能去，而是要能在各个方向扛不住元军反扑前，予以有力支援。
石山的解决方案，是授予毛贵组建拔山右卫的编制。
一则可以增强西线的军事力量，二则正好用以消化日益增多的整编战俘。
毛贵自徐州大战时便被石山发掘重用，随后又带在身边悉心培养，期间屡立战功，忠勇可靠。
不过，仅凭毛贵现有的军功，直接擢升他为都指挥使，实际上略显不足。
石山此举，更多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
未来，若要将整个徐州红巾军系统彻底消化整编，仅给李喜喜一个擎日右卫显然不够，至少还需要为徐州红巾军再设立一个卫级编制。
芝麻李作为徐州红巾军旧主，不宜让他再直接统兵；彭二郎的能力与忠诚度都让石山不能放心；薛显勇则勇矣，性格缺陷却过于明显，非统帅之才。
反复权衡之下，沉稳且极善于学习总结，堪称文武全才的毛贵极具潜力，方是最合适的人选。
除了军事调整，石山也在政治上对西线进行布局。
他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任命年高德劭的当涂名士李习为知府，同时将政绩突出的原当涂县令汪广洋提升为太平府同知。
李知府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不宜操劳具体事务，太平府日常政务实际由汪广洋主持。
而李习在江南士林中声望卓著，用他装点门面，可有效安抚地方人心。提拔汪广洋，则是对其能力和忠诚的明确肯定。
这便是征战天下阶段的常态，机遇与风险并存。
只要跟对了明主，又忠诚与能力兼备，升迁之路便可畅通无阻。
当然，与之相伴的风险也绝非寻常。
太平府地处应天府西面门户，又与江北的庐州路隔江相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江南元军主力一旦解决了徐宋政权，再顺江东下，太平府便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届时，毛贵、汪广洋这一文一武，就必须依靠手中的有限力量，独立抵御强敌，至少要能坚守到石山派援军到来。
相对而言，东线虽然进军的压力更大，但兵力却要充裕得多。
镇江路治所丹徒县，南水关。
巨大的关门已被暴力撞开，扭曲变形的门板上破开一个骇人的大洞，关内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碎裂的木板和来不及清理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混合气味。
远处的喊杀声已逐渐平息，只有零星的战斗还在角落进行。
战后，长江水师（为与筹建中的东海水师区分，原巢湖水师正式更为此名）第四镇镇抚使桑世杰踏着尚未凝固的血迹，快步登岸，寻到了正在指挥清扫战场的威武卫都指挥使王弼。
“王将军，这一仗，真他娘的费劲！”
桑世杰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泥水，声音带着疲惫，也带着胜利后的兴奋。
战斗刚刚结束，他便急着来寻王弼，自然不是为了闲聊，当即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如今南北两道水关均已拿下，丹徒守军已成瓮中之鳖。俺们水师弟兄在水上使得上劲，这陆上攻打坚城，怕是帮不上太大忙了。
俺寻思着，在此处留下十条哨船，监控江面，以防万一。剩下的战船，俺得尽快带到江阴去，与徐将军会合。您看如何？”
军令司最初制定的东进作战计划，本是由威武卫担任先锋，攻取丹徒县打通大运河航线后，再汇合擎日卫，水陆并进，沿大运河与长江两条线路，攻打常州路和江阴州。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待到常遇春所部擎日左卫完成休整，进抵丹阳县时，王弼却因连绵梅雨和丹徒坚城、守军顽抗等因素叠加，未能如期破城。
丹徒作为江防重镇，城周十二里，墙高两丈六尺，更在城外大运河南北两段设有的两座水关，与丹徒主城互为犄角，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种复杂地形极大限制了威武卫兵力展开，即便常遇春所部加入，在如此狭窄的作战面上，也无法显著提升攻击强度。
战局瞬息万变，谁也不知荆湖元军主力何时会击败徐宋政权，进而腾出手来攻打红旗营。
常遇春不愿在丹徒城下空耗时间，了解到王弼的攻城进度后，他便在快马请示石山后，果断做出了分兵进取的决定：
派其麾下悍将刘聚率领一支三千人的偏师，赶至丹徒县换乘长江水师的战船，顺流而下，直逼江阴州；他自己则亲率擎日左卫主力，东进常州路。
这个分兵计划实际上将原定的三卫（含长江水师）并进方案，临时调整为了擎日卫与长江水师两卫的东路突击。
但并不是常遇春拍脑袋做出的军事冒险行动，而是基于对沿线元军兵力空虚的准确判断。
石山在接到常遇春的报告后，考虑到江宁方向兵力充足，足以应对此战可能的意外，便批准了这个更为灵活的新方案。
东进战役本是威武卫当先锋唱主角，如今却因进度滞后，客观上拖累了全局，尽管有天气、城防等客观原因，王弼内心仍感到面上无光。
因此，当桑世杰在水关攻克后提出分兵，他虽心有不甘，却也不好强行挽留，只能爽快应道：
“桑兄弟说的是！攻克水关，多亏了水师弟兄鼎力相助！如今水关既下，丹徒孤城一座，已成死地。放心，最多两日，我威武卫必破此城！
还请桑兄弟转告徐将军，后方之事，无需挂虑，王弼绝不会拖了大军后腿！”
为了加强攻势，在擎日左卫进抵常州路境内后，王弼已将驻守丹阳县的四千兵马抽调了两千至丹徒城下，此时围攻丹徒的总兵力已有近万。
即便一时不能攻破此城，守军也绝没有能力突围出城，进而威胁长江水师的后路。
桑世杰听出了王弼话语中那份急于证明自己的决心，他只是一个新晋的镇抚使，自然不敢接下这位老牌都指挥使类似保证的言语，只能含糊应道：
“王将军放心，您的话，俺一定原封不动地带到。”
长江自镇江至江阴段，已经靠近入海口，水文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上游裹挟的泥沙在此淤积，潮汐作用明显，加之两岸山势造成的狭管效应，导致暗礁、浅滩密布，风向多变，若不是熟悉此航道的老手，极易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
因此，在歼灭元廷夹江水师后，长江下游已经没有像样的水上威胁，长江水师都指挥使徐达也没敢贸然深入下游，直到多方寻访老船家，绘制出相对精确的水文图后，才敢挥师东进。
桑世杰手中便有这份水文图的副本，但毕竟是首次航行此段水道，他也不敢有丝毫大意。舰队以三艘领航船为先导，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队形，航速并不快。
当舰队终于抵达马驮沙附近航道时，前方江阴城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已然清晰可闻。
徐达率领的长江水师主力，已于先期掩护刘聚所部成功登陆江阴城外。
鉴于刘聚兵力仅有三千，徐达担心其部攻击力量不足，战事或有反复，果断从水师官兵中抽调了一千六百余名精锐，登岸协助刘聚助战。
红旗营此番跨越尚在元军手中的常州路，如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江阴城下，守军措手不及，城门险些在第一波冲击中被直接突破。
随后，刘聚抓住守军慌乱，布防严重不足的绝佳战机，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猛烈攻势。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杀声震天。
待到徐达下令将战船上的火炮拆下，由水师炮手们推至岸上，在近距离上对城墙和城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集中轰击后，守军的士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城墙砖石飞溅，硝烟弥漫，守军的抵抗意志如同那些破损的城垛一般，快速崩塌。
当桑世杰登上徐达的旗舰，正准备详细汇报丹徒水关战况时，江阴城方向突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旗舰桅杆上的瞭望手目光穿透尚未散尽的硝烟，很快便确认了战果，他用尽力气，向着甲板上的将领们高声呼喊，声音中充满了喜悦：
“将军！刘镇抚已经攻陷江阴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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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