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三省六部的架构如同为帝国塑造了强健的大脑与神经中枢，但若想让帝国的意志畅通无阻地抵达四肢百骸，并得到有效执行，则必须拥有一套同样强健、高效且忠诚的地方行政体系。前朝末世，州郡长官权力过大，往往形成割据；或是中央无力节制，政令不出京畿；加之战乱频仍，许多地方官制崩坏，吏治腐败，豪强横行，税赋流失严重。这些问题，如同帝国肌体上的陈旧痼疾，若不彻底根治，新朝的任何宏图伟略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数日后，经过尚书省（尤其是吏部、户部）与中书省、门下省的反复磋商审核，一份关于改革地方行政体系的详细诏书，终于由皇帝陈衍用朱笔批红，加盖玉玺，正式颁行天下。
诏书以一贯的骈俪文体开头，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痛陈前朝地方行政之弊，强调“划疆分治，设官牧民，乃王化之基，治国之本”。随即，便进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核心举措，便是重新确立并严格推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州”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诏书明确，依据现有疆域、户口、地理位置及战略重要性，将北秦控制区划分为雍州（辖京畿长安周边）、岐州（辖陇右）、凉州（辖河西走廊）、秦州（辖陇西） 等数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为最高长官，秩品定为从三品或正四品（依州的重要程度而定）。诏书着重强调了刺史的职责：“刺史承天子之命，总一州之务。掌察举郡县，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督察奸贪，安抚流散，劝课农桑。” 其职能更侧重于监察、督导和宏观管理，而非直接处理琐碎政务，且明确规定其不直接掌握大量军队（军权由中央直属的都督或镇将负责），旨在防止其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郡”为次级行政单位，直接管辖各县。诏书对郡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和合并，裁撤了一些户口稀少、或因战乱而名存实亡的郡。每郡设太守一人，秩品在正五品至从四品之间。太守的职责更为具体：“太守掌治其郡，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决狱，督索赋税，徭役差遣，维护治安。” 他们是真正的地方父母官，是中央政策最主要的执行者。
“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直接管理与百姓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务。设县令（大县）或县长（小县），秩品在从六品至正七品不等。“县令长掌治其县，教化百姓，听讼收赋，赈灾济贫，管理户籍，维持秩序。” 诏书特别强调县令长的选拔至关重要，乃“国政之基，亲民之官”。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诏书宣布了几项关键措施：
一、“流官制”与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主要长官，不得由本地人担任（防止形成地方势力），且实行任期制（通常为三年一任，视政绩可升降或调任），此所谓“流官”，旨在打破地方豪强对官职的垄断，保证官员对中央的忠诚。
二、强化监察：除了刺史负有监察郡县之责外，中央御史台将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巡按御史”分赴各州郡，明察暗访，考核官员政绩，查访民间疾苦，直接向皇帝和御史台负责，形成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网络。
三、财权上收：规定各州郡征收的赋税钱粮，除留下本级官府必要开支及官员俸禄外，其余大部分需按规定时限解送中央国库。地方不得擅自增加税目、提高税率，重大财政开支需向中央申报。度支尚书（户部）有权直接审计地方账目。
四、人事权集中：所有刺史、太守、以及重要地区的县令，均由中央直接任命（吏部提出人选，皇帝批准）。地方长官可自行辟署（聘用）一些低级佐官，但名单需报吏部备案。
诏书颁布后，尚书省吏部立刻成为了最繁忙的衙门。根据诏令精神和皇帝“选派得力干员”的指示，吏部尚书会同左右侍郎以及各司郎中，日夜翻阅官员档案，考核政绩、资历、品行、能力。
一批在之前战争中表现出行政管理才能的官员得到了优先提拔。例如，原负责后勤粮草、处事精干的某位参军，被任命为关中某郡太守；一位在接收凉州过程中展现安抚手段的文官，被派往陇西某县担任县令。
同时，也注重平衡与安抚。一些愿意合作、名声较好的原东晋旧吏或凉州当地大族中的贤能之士，经过严格考察后，也被酌情授予郡县副职或边远地区县令等职位，既利用了他们的经验，也稳住了地方人心。
而对于一个特殊的存在——河西大都护府，诏书给予了专门条款：
“河西之地，民族杂处，地处边陲，战略攸关。特设河西大都护府，治所姑臧，总揽凉州及西域事务。大都护独孤信，秩同三公，假节钺，兼领凉州刺史，专擅军政，便宜行事。”
这赋予了独孤信极大的自主权，是对河西特殊性的承认。但诏书紧接着明确：“然，大都护府乃大秦疆土，均需遵行《永兴律令》。赋税征收、官员任命（除大都护可自行辟署部分属官外）、律法施行，需与朝廷制度一体。大都护需定期向朝廷奏报政务、军情。朝廷派遣之御史、使者，大都护府须全力配合，不得阻挠。”
这就将河西大都护府纳入了国家整体体系，既给予了灵活性，又确保了中央的最终控制权，防止其成为国中之国。
一道道任命文书盖上吏部的大印，由信使快马加鞭送出。一批批精心挑选的官员，怀揣着朝廷的任命状和对未来的憧憬，离开长安，奔赴全国各地上任。他们带去的，不仅是皇帝的权威，更是新朝的律法、赋税标准以及“永兴”年号的秩序。
改革地方行政的诏书，如同在中枢架构之后，为帝国构建起了坚实的躯干与骨架。它旨在打通中央与地方的经脉，将皇权的触角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汲取资源，贯彻意志，稳固统治。一场深刻的地方治理变革，伴随着这些新任地方官的脚步，悄然在北秦大地上展开。其效果如何，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但变革的序幕，已然拉开。
数日后，经过尚书省（尤其是吏部、户部）与中书省、门下省的反复磋商审核，一份关于改革地方行政体系的详细诏书，终于由皇帝陈衍用朱笔批红，加盖玉玺，正式颁行天下。
诏书以一贯的骈俪文体开头，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痛陈前朝地方行政之弊，强调“划疆分治，设官牧民，乃王化之基，治国之本”。随即，便进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核心举措，便是重新确立并严格推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州”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诏书明确，依据现有疆域、户口、地理位置及战略重要性，将北秦控制区划分为雍州（辖京畿长安周边）、岐州（辖陇右）、凉州（辖河西走廊）、秦州（辖陇西） 等数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为最高长官，秩品定为从三品或正四品（依州的重要程度而定）。诏书着重强调了刺史的职责：“刺史承天子之命，总一州之务。掌察举郡县，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督察奸贪，安抚流散，劝课农桑。” 其职能更侧重于监察、督导和宏观管理，而非直接处理琐碎政务，且明确规定其不直接掌握大量军队（军权由中央直属的都督或镇将负责），旨在防止其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郡”为次级行政单位，直接管辖各县。诏书对郡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和合并，裁撤了一些户口稀少、或因战乱而名存实亡的郡。每郡设太守一人，秩品在正五品至从四品之间。太守的职责更为具体：“太守掌治其郡，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决狱，督索赋税，徭役差遣，维护治安。” 他们是真正的地方父母官，是中央政策最主要的执行者。
“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直接管理与百姓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务。设县令（大县）或县长（小县），秩品在从六品至正七品不等。“县令长掌治其县，教化百姓，听讼收赋，赈灾济贫，管理户籍，维持秩序。” 诏书特别强调县令长的选拔至关重要，乃“国政之基，亲民之官”。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诏书宣布了几项关键措施：
一、“流官制”与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主要长官，不得由本地人担任（防止形成地方势力），且实行任期制（通常为三年一任，视政绩可升降或调任），此所谓“流官”，旨在打破地方豪强对官职的垄断，保证官员对中央的忠诚。
二、强化监察：除了刺史负有监察郡县之责外，中央御史台将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巡按御史”分赴各州郡，明察暗访，考核官员政绩，查访民间疾苦，直接向皇帝和御史台负责，形成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网络。
三、财权上收：规定各州郡征收的赋税钱粮，除留下本级官府必要开支及官员俸禄外，其余大部分需按规定时限解送中央国库。地方不得擅自增加税目、提高税率，重大财政开支需向中央申报。度支尚书（户部）有权直接审计地方账目。
四、人事权集中：所有刺史、太守、以及重要地区的县令，均由中央直接任命（吏部提出人选，皇帝批准）。地方长官可自行辟署（聘用）一些低级佐官，但名单需报吏部备案。
诏书颁布后，尚书省吏部立刻成为了最繁忙的衙门。根据诏令精神和皇帝“选派得力干员”的指示，吏部尚书会同左右侍郎以及各司郎中，日夜翻阅官员档案，考核政绩、资历、品行、能力。
一批在之前战争中表现出行政管理才能的官员得到了优先提拔。例如，原负责后勤粮草、处事精干的某位参军，被任命为关中某郡太守；一位在接收凉州过程中展现安抚手段的文官，被派往陇西某县担任县令。
同时，也注重平衡与安抚。一些愿意合作、名声较好的原东晋旧吏或凉州当地大族中的贤能之士，经过严格考察后，也被酌情授予郡县副职或边远地区县令等职位，既利用了他们的经验，也稳住了地方人心。
而对于一个特殊的存在——河西大都护府，诏书给予了专门条款：
“河西之地，民族杂处，地处边陲，战略攸关。特设河西大都护府，治所姑臧，总揽凉州及西域事务。大都护独孤信，秩同三公，假节钺，兼领凉州刺史，专擅军政，便宜行事。”
这赋予了独孤信极大的自主权，是对河西特殊性的承认。但诏书紧接着明确：“然，大都护府乃大秦疆土，均需遵行《永兴律令》。赋税征收、官员任命（除大都护可自行辟署部分属官外）、律法施行，需与朝廷制度一体。大都护需定期向朝廷奏报政务、军情。朝廷派遣之御史、使者，大都护府须全力配合，不得阻挠。”
这就将河西大都护府纳入了国家整体体系，既给予了灵活性，又确保了中央的最终控制权，防止其成为国中之国。
一道道任命文书盖上吏部的大印，由信使快马加鞭送出。一批批精心挑选的官员，怀揣着朝廷的任命状和对未来的憧憬，离开长安，奔赴全国各地上任。他们带去的，不仅是皇帝的权威，更是新朝的律法、赋税标准以及“永兴”年号的秩序。
改革地方行政的诏书，如同在中枢架构之后，为帝国构建起了坚实的躯干与骨架。它旨在打通中央与地方的经脉，将皇权的触角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汲取资源，贯彻意志，稳固统治。一场深刻的地方治理变革，伴随着这些新任地方官的脚步，悄然在北秦大地上展开。其效果如何，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但变革的序幕，已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