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孝天皇的即位，并未如藤原基经所预期的那般高枕无忧。表面上，他权倾朝野，政令皆出关白邸，年迈体弱的光孝天皇完全是他手中的傀儡。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更深的不安。
部分皇族和古老贵族世家，如式部卿源冷泉等人，虽不敢公然对抗，但那种隐藏在恭敬言辞下的疏离与偶尔在诗会文社中流露出的讥讽，都像细小的芒刺，提醒着藤原基经，他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
“阿衡事件”便是一次小小的试探。
学者橘广相在诏书中使用了古语“阿衡”来形容他，虽本质是褒扬，却被他敏锐地抓住，借题发挥，称病不朝，以此逼迫光孝天皇和潜在的反对派彻底屈服。事件最终以橘广相被贬、天皇更加依赖他而告终，但这个过程让藤原基经意识到，仅靠朝堂上的权术斗争来维系权威，成本高昂且易生变数。他需要更直接、更强大的震慑，需要能将所有人的利益（或恐惧）与他捆绑在一起的东西。
这时，来自九州太宰府的年度财报送到了他的案头。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博多湾贸易的繁荣：来自大唐、新罗，尤其是唐国钱氏商船，带来了精美的丝绸、瓷器、书籍和香料，换走了大量的日本砂金、珍珠和漆器。那数字所代表的财富，让藤原基经怦然心动。这财富，目前大多流入太宰府地方官员和与之勾结的豪族手中，甚至可能成为那些潜在反对者们的经济基础。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生：如果……如果能将博多湾的贸易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将这滚滚财源变为藤原家的私产，并用它来犒赏忠于自己的势力，那么，还有谁敢有贰心？
在一次仅有几位心腹参与的密议中，藤原基经用手指重重地点着财报上博多湾的位置，眼中闪烁着贪婪与决断的光芒：“博多之利，养肥了太多蛀虫，却未用于巩固国本。如今朝廷权威有待彰显，亟需资源。吾意已决，派遣朝廷水师，进驻博多湾，全面接管贸易事务，清除不法商贩，尤其是那些……可能与国内不安定因素勾结的浙西商人！”
谋士纪望山略有迟疑：“殿下，唐国在清海镇和耽罗岛有强军，其将领钱固麾下北海舰队常年在彼处巡航，战力不俗，强行接管，恐……”
“恐什么？”藤原基经冷哼一声，打断了他，“区区一镇守将，焉敢与我堂堂日本国威抗衡？我水师堂堂正正进驻本国港口，整顿贸易，天经地义！若那钱固识相便罢，若敢阻拦，便是挑衅，正好一举歼灭，永绝后患！” 他被贪欲和权谋冲昏了头脑，坚信凭借日本水师足以威慑或击败任何敢于干涉的力量。
命令以密旨的形式下达至九州太宰府和负责西海防务的水师。一支由数十艘战船、约三千水军组成的日本水师，在藤原基经亲信的将领指挥下，浩浩荡荡驶向博多湾，意图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接管市场，驱逐浙西商人。
然而，藤原基严重误判了形势。驻守耽罗岛的钱固，作为钱镠集团经营北方海疆的关键人物，其北海舰队五千精锐，不仅战力强悍，而且肩负着维护浙西至新罗、日本海路畅通的重任。舰队常年以清海镇为基地，定期巡航朝鲜半岛西岸与日本北九州海域，对博多湾一带的动静了如指掌。钱镠赋予前线将领极大的临机决断之权，特别是涉及保护海上利益时。
日本水师异常的大规模集结和动向，很快被钱固派出的侦察快船发现。情报迅速送至坐镇清海镇的钱固手中。
“好个藤原基经，竟敢把主意打到博多湾！”钱固看着地图，目光锐利。他深知此事绝非简单的地方摩擦，而是日本中央政权试图挑战浙西海上权威的明确信号。若让其得逞，不仅浙西利益受损，更会助长周边势力觊觎之心。
无需请示远在杭州的钱镠，钱固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应对此类威胁。“传令！北海舰队全体出击，目标玄界滩，截击日军船队！务求全歼，震慑敌胆！”他的命令果断而坚决。
训练有素的浙西水军迅速启航，凭借对海流的熟悉和更优的船只性能，抢在日本水师完全展开之前，在博多湾以西的玄界滩外海完成了拦截部署。
当日，海风猎猎。当日本水师看到前方海平面上出现密密麻麻、船体高大的浙西战舰时，指挥官才意识到大事不妙。钱固站在旗舰楼船之上，令旗挥动，浙西舰队如离弦之箭，分成数队，以娴熟的战术穿插分割日军阵型。火箭、弩炮覆盖射击，接舷战在日军混乱中迅速展开。浙西士卒久经沙场，装备精良，日军虽勇，但在组织和战力上完全处于下风。
战斗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日军战船接连被焚毁、击沉，企图抵抗的士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纷纷倒下。海水被染红，落水者的呼号声与战鼓喊杀声交织。不到两个时辰，试图侵占博多湾的日本水师主力便告全军覆没，仅有少数船只侥幸逃脱。
惨败的消息如同瘟疫般迅速传回平安京，朝野震动。对于藤原基经而言，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耻大辱，更是对其个人权威和政治生命的严峻挑战。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是他贪念作祟、主动挑衅才招致如此惨败——他的政敌必将发动致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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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关头，藤原基经展现出了高人一等的权术。他立刻下令封锁消息，控制败兵，旋即召开紧急朝议。在清凉殿上，他面色沉痛，目光却锐利地扫过每一位公卿。
“诸卿！”他声音悲愤，仿佛背负着国仇家恨，“我们都被唐国人的伪善面具欺骗了！那耽罗岛的钱固，早已包藏祸心！其舰队常年在我近海巡航，窥探虚实，与国内某些不安分之徒（他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源冷泉等人）暗通曲款，支持阳成余孽，图谋不轨！”
“我水师为保境安民，例行巡弋博多湾，竟遭唐国舰队无耻伏击！贼众我寡，然我将士英勇奋战，终因奸贼狡诈……力战而殁！”他捶打着胸膛，几乎声泪俱下，“此非寻常冲突，此乃唐国钱镠势力对我朝廷的公然挑衅！其目的，是要切断我财路，支持叛逆，乱我江山！”
他成功地将浙西商人及其武装力量定性为“支持废帝、意图颠覆现政权的邪恶外力”，而他自己，则成了洞察奸谋、英勇抗敌却遭暗算的“忠臣”和“国家守护者”。
“当此危难之际，内部更需团结！凡有同情唐国、质疑朝廷决策者，皆可视同通敌！”他厉声喝道，趁机打压异己。随后，他提出一系列强硬措施：全国范围内驱逐唐国商人，彻底断绝与浙西的一切贸易往来，沿海戒严，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唐国入侵”，要求举国同仇敌忾。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更深的不安。
部分皇族和古老贵族世家，如式部卿源冷泉等人，虽不敢公然对抗，但那种隐藏在恭敬言辞下的疏离与偶尔在诗会文社中流露出的讥讽，都像细小的芒刺，提醒着藤原基经，他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
“阿衡事件”便是一次小小的试探。
学者橘广相在诏书中使用了古语“阿衡”来形容他，虽本质是褒扬，却被他敏锐地抓住，借题发挥，称病不朝，以此逼迫光孝天皇和潜在的反对派彻底屈服。事件最终以橘广相被贬、天皇更加依赖他而告终，但这个过程让藤原基经意识到，仅靠朝堂上的权术斗争来维系权威，成本高昂且易生变数。他需要更直接、更强大的震慑，需要能将所有人的利益（或恐惧）与他捆绑在一起的东西。
这时，来自九州太宰府的年度财报送到了他的案头。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博多湾贸易的繁荣：来自大唐、新罗，尤其是唐国钱氏商船，带来了精美的丝绸、瓷器、书籍和香料，换走了大量的日本砂金、珍珠和漆器。那数字所代表的财富，让藤原基经怦然心动。这财富，目前大多流入太宰府地方官员和与之勾结的豪族手中，甚至可能成为那些潜在反对者们的经济基础。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生：如果……如果能将博多湾的贸易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将这滚滚财源变为藤原家的私产，并用它来犒赏忠于自己的势力，那么，还有谁敢有贰心？
在一次仅有几位心腹参与的密议中，藤原基经用手指重重地点着财报上博多湾的位置，眼中闪烁着贪婪与决断的光芒：“博多之利，养肥了太多蛀虫，却未用于巩固国本。如今朝廷权威有待彰显，亟需资源。吾意已决，派遣朝廷水师，进驻博多湾，全面接管贸易事务，清除不法商贩，尤其是那些……可能与国内不安定因素勾结的浙西商人！”
谋士纪望山略有迟疑：“殿下，唐国在清海镇和耽罗岛有强军，其将领钱固麾下北海舰队常年在彼处巡航，战力不俗，强行接管，恐……”
“恐什么？”藤原基经冷哼一声，打断了他，“区区一镇守将，焉敢与我堂堂日本国威抗衡？我水师堂堂正正进驻本国港口，整顿贸易，天经地义！若那钱固识相便罢，若敢阻拦，便是挑衅，正好一举歼灭，永绝后患！” 他被贪欲和权谋冲昏了头脑，坚信凭借日本水师足以威慑或击败任何敢于干涉的力量。
命令以密旨的形式下达至九州太宰府和负责西海防务的水师。一支由数十艘战船、约三千水军组成的日本水师，在藤原基经亲信的将领指挥下，浩浩荡荡驶向博多湾，意图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接管市场，驱逐浙西商人。
然而，藤原基严重误判了形势。驻守耽罗岛的钱固，作为钱镠集团经营北方海疆的关键人物，其北海舰队五千精锐，不仅战力强悍，而且肩负着维护浙西至新罗、日本海路畅通的重任。舰队常年以清海镇为基地，定期巡航朝鲜半岛西岸与日本北九州海域，对博多湾一带的动静了如指掌。钱镠赋予前线将领极大的临机决断之权，特别是涉及保护海上利益时。
日本水师异常的大规模集结和动向，很快被钱固派出的侦察快船发现。情报迅速送至坐镇清海镇的钱固手中。
“好个藤原基经，竟敢把主意打到博多湾！”钱固看着地图，目光锐利。他深知此事绝非简单的地方摩擦，而是日本中央政权试图挑战浙西海上权威的明确信号。若让其得逞，不仅浙西利益受损，更会助长周边势力觊觎之心。
无需请示远在杭州的钱镠，钱固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应对此类威胁。“传令！北海舰队全体出击，目标玄界滩，截击日军船队！务求全歼，震慑敌胆！”他的命令果断而坚决。
训练有素的浙西水军迅速启航，凭借对海流的熟悉和更优的船只性能，抢在日本水师完全展开之前，在博多湾以西的玄界滩外海完成了拦截部署。
当日，海风猎猎。当日本水师看到前方海平面上出现密密麻麻、船体高大的浙西战舰时，指挥官才意识到大事不妙。钱固站在旗舰楼船之上，令旗挥动，浙西舰队如离弦之箭，分成数队，以娴熟的战术穿插分割日军阵型。火箭、弩炮覆盖射击，接舷战在日军混乱中迅速展开。浙西士卒久经沙场，装备精良，日军虽勇，但在组织和战力上完全处于下风。
战斗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日军战船接连被焚毁、击沉，企图抵抗的士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纷纷倒下。海水被染红，落水者的呼号声与战鼓喊杀声交织。不到两个时辰，试图侵占博多湾的日本水师主力便告全军覆没，仅有少数船只侥幸逃脱。
惨败的消息如同瘟疫般迅速传回平安京，朝野震动。对于藤原基经而言，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耻大辱，更是对其个人权威和政治生命的严峻挑战。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是他贪念作祟、主动挑衅才招致如此惨败——他的政敌必将发动致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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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卿！”他声音悲愤，仿佛背负着国仇家恨，“我们都被唐国人的伪善面具欺骗了！那耽罗岛的钱固，早已包藏祸心！其舰队常年在我近海巡航，窥探虚实，与国内某些不安分之徒（他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源冷泉等人）暗通曲款，支持阳成余孽，图谋不轨！”
“我水师为保境安民，例行巡弋博多湾，竟遭唐国舰队无耻伏击！贼众我寡，然我将士英勇奋战，终因奸贼狡诈……力战而殁！”他捶打着胸膛，几乎声泪俱下，“此非寻常冲突，此乃唐国钱镠势力对我朝廷的公然挑衅！其目的，是要切断我财路，支持叛逆，乱我江山！”
他成功地将浙西商人及其武装力量定性为“支持废帝、意图颠覆现政权的邪恶外力”，而他自己，则成了洞察奸谋、英勇抗敌却遭暗算的“忠臣”和“国家守护者”。
“当此危难之际，内部更需团结！凡有同情唐国、质疑朝廷决策者，皆可视同通敌！”他厉声喝道，趁机打压异己。随后，他提出一系列强硬措施：全国范围内驱逐唐国商人，彻底断绝与浙西的一切贸易往来，沿海戒严，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唐国入侵”，要求举国同仇敌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