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问题之所以能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后世都没有得到完美解决，其根源在于，它不仅仅是血缘纽带的自然延伸，更是大部分王朝赖以实施基层治理的实际架构。
宗族内部依靠血脉亲情凝聚，外部则通过乡规民约、共同利益结成牢固的同盟，本身虽有落后的一面，却也有其进步意义。
对付势大难治的大宗族，若一味以外力强行打压，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促使宗族内部更加团结，导致其一致对外。
只要宗族存在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不变，只要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难以深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宗族这种家族的更高形态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石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从没有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彻底解决宗族问题。
他对王弼等前线将领的要求，务实而明确：重点打击那些对地方拥有实际控制力，可能威胁红旗营统治秩序的大宗族，削弱其武装力量和影响力，确保政令军令能够畅通无阻。
至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造，那是战后需要更多精力和技巧改的漫长过程。
对王弼这等纯粹的武将而言，完成元帅指示的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莫过于通过真刀真枪的战斗，一举歼灭宗族武装的有生力量，然后在战后清算其反动上层。
他是真的很想打这一仗，用胜利来贯彻元帅的意志，同时也用战功来证明威武卫的锋芒。
若是面对其它稍有防御体系的城池，即便守军只是缺乏甲胄兵器的乡勇，王弼也不敢如此托大，必然要周密部署，认真做足准备，力求减少麾下将士的伤亡。
但眼前的丹阳县城，城墙高度仅一丈五尺，连最基本的外墙包砖都没有，完全是裸露的夯土结构。什么谯楼、城壕、女墙、马面等防御设施，更是无从谈起。
如此简陋的城防，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都认为此地毫无防守价值，果断将其放弃。也只有利益完全捆绑在本地的镇江史氏，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个烂摊子。
王弼自濠州起就追随石元帅，一路转战到江南，攻克过的坚城险隘不知凡几，岂会被如此矮小破败的土围子阻挡？
因此，他刚放史良祖等三人返回城内，甚至不等对方给出明确答复，便立即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威武卫将士同样看不上丹阳县残破的城防和守军简陋的装备，接令后，就立即行动起来。
战场气氛瞬间绷紧。弓弩手们在厚重楯车的掩护下，迅速向前推进，进入有效射程后，立刻张弓搭箭，向城头抛射出一波波密集的箭雨，试图压制任何可能冒头的守军。
破障队手持利斧钩镰，冒着零星落下的箭矢和石块，冲向城墙脚下，奋力清理那些聊胜于无的鹿砦、拒马。
而扛着简易云梯的攻城锐士，则屏息凝神，列队于阵前，只待军官一声令下，便立即冲城先登。
城头之上，史舜安将城下红旗营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那高效的配合，那森严的纪律，那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都让他心底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灭。
他本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此刻更加明白，王弼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跟他玩讨价还价的把戏——对于自己能够轻易碾碎的对手，强者没有道理与其废话！
个人的生与死，家族存续与灰飞烟灭，就在一念之间。
史舜安很快就接受了此战必败的现实，脸色灰败，长叹一声。
无条件投降固然屈辱，但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或许还能为宗族留存几分元气。
若是负隅顽抗，或许能给城下的虎狼之师造成一些微不足道的伤亡，最后的结局却注定是城破人亡，届时盛怒之下的王弼，会如何对待史氏满门？他不敢想象。
“开城……投降吧。”
史舜安的声音干涩，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这道命令，抽空了他所有的精气神。
而站在王弼的角度，史舜安最终选择“主动”开城投降，无疑是省却了一番手脚，也避免了麾下将士的无谓伤亡。
既然对方已经服软，自然不能再高举屠刀，否则不仅会激起史氏族人的拼死反抗，更会让浙北各地尚在观望的宗族豪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坚决抵抗，这显然不利于红旗营后续的统治策略。
不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来不止战争一途。武力征服之后，如何消化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验。
威武卫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阳县城。王弼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史舜安父子及其他统兵的核心子弟，同时下令将那些已被解除武装的史氏子弟兵打散分隔，严格进行甄别。
镇江史氏在本地作威作福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可也导致底层积怨极深。
去年史舜安悍然下令屠杀三千投降的起义军，既是泄愤，也是企图用恐怖手段震慑内部底层族人，和外部反抗者，以继续维系史氏和史氏主宗的强势地位。
但是，当更加强势的红旗营以碾压之势介入后，史氏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顷刻间崩塌，往日被强力压制下去的种种矛盾，便会浮出水面，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控诉、揭发史氏的暴行。
王弼身为威武卫都指挥使，主要职责是攻城略地，为元帅开疆拓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期耗费在丹阳县治理这等“细活”上。
在控制丹阳县的次日，他便亲率主力部队北上，兵锋直指镇江路治所江防重镇丹徒县。
丹阳县这边，王弼留下了三千兵马镇守。
包括对史氏子弟的进一步甄别处置、安抚本地百姓、恢复市面秩序、初步建立红旗营的治理体系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则由随军的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全权负责。
王宗道此人，当初在六安州凭借暗中联络士绅献城作为投名状，取得了石元帅的初步信任；随后在劝降合肥诸将献城时又有不俗表现；在军令司工作的这些时日，其能力也得到了石山认可。
此次外放独当一面，正是石山对王宗道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其人若能迅速稳定丹阳县局势，并妥善处理好镇江史氏这个棘手的地方豪强，那么未来设置“镇江府”后，知府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他的；
反之，若处置不当，或许就只能止步于丹阳县令了。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由不得王宗道不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当依靠“外交”手腕初露头角的王宗道，在丹阳县整顿秩序，憧憬着自己仕途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黄岩州，一场即将深刻影响浙北乃至整个江东利益格局的“外交”暗战，正在悄然上演。
台州路黄岩城。
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不仅没有遵照元廷之前的招安，前往歙县（徽州路治所）出任“徽州路治中”，
反而趁着石山率红旗营渡江，猛攻集庆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急调各地兵马拱卫杭州，导致地方空虚的大好时机，再次举兵，一举攻占了黄岩城。
这一次，方国珍似乎又赌对了。
元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温和”，不仅没有立即兴兵讨伐，反而主动派遣使者来到黄岩，默许了方国珍对黄岩的占领，还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官职——“海道都漕运万户”！
方国珍之前数次起兵，元廷虽然迫于形势三次招安他，分别授予定海县县尉、万户和徽州路治中之职，官阶小不说，还一心只想调虎离山，再下狠手将其部剿灭，方国珍都没有上当。
这次元廷一反常态主动送官，却让他颇为动心。
只因海道运粮万户这个官职，简直是为方国珍量身定做。
海道漕运万户府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隶属于元廷中书省左司粮房海运科，治所设于平江路，专司从平江路太仓到大都路海津镇（后世天津）的海上粮运任务。
元廷本有三个海漕万户府，分段管理，后因海漕万户朱清、张瑄“叛逆”治罪被杀，合并为一个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万户、副万户等职务。
海道都漕运万户的官阶为正三品，远高于元廷之前招安方国珍的徽州路治中（正五品），算得上正儿八经的元廷高官了。
更关键的是，担任此职无需深入内陆，不必担心元廷调虎离山“卸磨杀驴”，完美契合了方国珍对自身安全的核心诉求。
而且，一旦拥有了这个官面身份，方国珍就能名正言顺地打造和购买战船，快速扩充本部水军实力；还能以“奉旨靖海，确保海漕安全”的名义，整合沿海各路海商、海盗势力。
以其人的手段和能力，只要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用不了多久，就能真正成为称霸东海的“海贼王”。
如此丰厚的条件，由不得方国珍不动心。
但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元廷付出如此重筹，必然索要相应的回报。
正如石山所预料的那样，元廷使者提出了两个要求：
其一，方国珍需立即组织船队，督运江浙行省粮草北上，以解大都的饥荒困局；
其二，方氏必须协助江浙元军，剿灭已然渡江攻下了集庆路的巨寇石山所部。
道理很简单，若任由石山占据浙北，位于平江路的海漕都万户府衙门都将不保，南粮北运的计划彻底中断，方国珍这个“海道都漕运万户”之职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在了自己头上，却因为馅饼太大，反而砸得生性多疑的方国珍犹豫不决，一时间难以下定决心，只能召集自己的心腹文武商量此事。
会议上，众文武一致认为“海道都漕运万户”这个官职非常重要，应该接受，但在如何履行元廷要求的具体策略上，他们却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谋士张子善和方氏嫡长子方明善（方国珍长兄方国馨之子）等人慷慨激昂，力主方国珍应立即挥师西进，与元军水陆夹击，趁石山在江南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部剿灭。
然后，顺势夺取平江、江宁等战略要地，实现“由海入陆”的关键转变，将富庶的江东作为方氏的基本盘，进而图谋中原，争霸天下。
而谋士丘楠和方国珍二兄方国璋等人的意见，则更为谨慎。
他们建议方国珍应尽量避免与势头正盛的石山直接冲突，因为江浙元军实在不堪大用，正面战场很可能顶不住红旗营的攻势，方氏兵马一旦参战，极易从“协防”变成“主攻”，陷入乱战泥潭。
这些人认为，至少应该等到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率领江浙元军主力从荆湖返回，并与红旗营爆发大战之后，再根据大战形势决定方氏的立场和参战时机。
丘楠更是精准地抓住了方国珍最深的顾虑——长江航道并非方氏水军所熟悉的战场，在那里与拥有强大水师的石山交锋，风险极高。
至于元廷要求的督运粮草北上任务，则被所有人选择性忽略了。
此时若能迅速与元廷谈妥条件，并立即组成货船运粮，确实有较小概率完成部分海漕任务。但随后返回江南就有较大概率遭遇台风，一个不小心就是整支船队覆灭的风险。
为了给行将就木的元廷续命，而赌上自家赖以生存和称霸近海的船队？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忠君爱国”了？
显然，张子善等人的建议更具野心和进取性，符合乱世枭雄的扩张逻辑；而丘楠等人的方案则更贴合方国珍谨慎多疑、首重保存自身实力的性格。
方国珍内心其实已经有了选择倾向，但仍在纠结如何答复元廷使者，才能将这些好处全部吃下，又不至于被彻底绑上元廷的战车，正想进一步听取众人的意见，
其年仅十五岁的长子方礼，突然未经通传闯了进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异样的兴奋，道：
“爹！城外来了两个人，自称是红旗营石山派来的使者，要求见您！”
此时的局面已经足够复杂微妙，但方国珍却不介意让它变得更复杂一些。水越浑，才越好摸鱼。他眼中精光一闪，当即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道：
“带他们进来！”
从至正八年首次起兵算起，方国珍已经造反了整整六年时间，但其麾下多以草莽豪杰、海盗水手为主，虽骁勇善战，却疏于正规的军政体系建设，管理上颇为粗放。
以至于石山派出的使者夏煜和顾成进入黄岩城后，竟然在无意中探听到了元廷使者也在城中的消息。
夏煜本是未出仕的士子，经历过的风浪不多，骤闻如此惊人的信息，心中不禁忐忑不安。想到要同时面对凶名在外的海盗头子和老奸巨猾的元廷官员，他更是心慌意乱。
得到通传，前往官衙面见方国珍时，夏煜竟紧张得脚步虚浮，险些被自己的脚绊倒，幸亏被身旁同行的顾成眼疾手快，将他一把牢牢扶住。
顾成是扬州治所江都人，年方二十三岁，武艺精湛，颇有见识。他在张士诚起兵称王后，预感此人难成大事且江都将成战火之地，便毅然渡江南下，投奔了早就仰慕的豪杰石山。
红旗营募兵不比其他义军，顾成自然不可能直接见到石山。
但他还是凭借特殊的籍贯背景和出众的个人能力，很快就进入了石元帅的视野，受到石山亲自接见，并派他护卫夏煜穿过敌占区出使方国珍。
这一路上，正是靠着顾成的沉稳和机警，才让夏煜屡次避过风险，顺利进入黄岩城。
此刻，见到夏煜如此失态，顾成担心他会因心态影响到使命，趁无人注意，低声疾言提醒道：
“夏曹掾！稳住心神！咱们背后，是石元帅和红旗营！”
……
PS：工作太忙了，今天本应该是个可以看爽的大章，却因时间不够码不完。哎！
多句嘴：本章所有出场人物，包括史舜安，全是历史原型。
(本章完)
宗族内部依靠血脉亲情凝聚，外部则通过乡规民约、共同利益结成牢固的同盟，本身虽有落后的一面，却也有其进步意义。
对付势大难治的大宗族，若一味以外力强行打压，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促使宗族内部更加团结，导致其一致对外。
只要宗族存在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不变，只要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难以深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宗族这种家族的更高形态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石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从没有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彻底解决宗族问题。
他对王弼等前线将领的要求，务实而明确：重点打击那些对地方拥有实际控制力，可能威胁红旗营统治秩序的大宗族，削弱其武装力量和影响力，确保政令军令能够畅通无阻。
至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造，那是战后需要更多精力和技巧改的漫长过程。
对王弼这等纯粹的武将而言，完成元帅指示的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莫过于通过真刀真枪的战斗，一举歼灭宗族武装的有生力量，然后在战后清算其反动上层。
他是真的很想打这一仗，用胜利来贯彻元帅的意志，同时也用战功来证明威武卫的锋芒。
若是面对其它稍有防御体系的城池，即便守军只是缺乏甲胄兵器的乡勇，王弼也不敢如此托大，必然要周密部署，认真做足准备，力求减少麾下将士的伤亡。
但眼前的丹阳县城，城墙高度仅一丈五尺，连最基本的外墙包砖都没有，完全是裸露的夯土结构。什么谯楼、城壕、女墙、马面等防御设施，更是无从谈起。
如此简陋的城防，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都认为此地毫无防守价值，果断将其放弃。也只有利益完全捆绑在本地的镇江史氏，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个烂摊子。
王弼自濠州起就追随石元帅，一路转战到江南，攻克过的坚城险隘不知凡几，岂会被如此矮小破败的土围子阻挡？
因此，他刚放史良祖等三人返回城内，甚至不等对方给出明确答复，便立即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威武卫将士同样看不上丹阳县残破的城防和守军简陋的装备，接令后，就立即行动起来。
战场气氛瞬间绷紧。弓弩手们在厚重楯车的掩护下，迅速向前推进，进入有效射程后，立刻张弓搭箭，向城头抛射出一波波密集的箭雨，试图压制任何可能冒头的守军。
破障队手持利斧钩镰，冒着零星落下的箭矢和石块，冲向城墙脚下，奋力清理那些聊胜于无的鹿砦、拒马。
而扛着简易云梯的攻城锐士，则屏息凝神，列队于阵前，只待军官一声令下，便立即冲城先登。
城头之上，史舜安将城下红旗营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那高效的配合，那森严的纪律，那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都让他心底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灭。
他本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此刻更加明白，王弼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跟他玩讨价还价的把戏——对于自己能够轻易碾碎的对手，强者没有道理与其废话！
个人的生与死，家族存续与灰飞烟灭，就在一念之间。
史舜安很快就接受了此战必败的现实，脸色灰败，长叹一声。
无条件投降固然屈辱，但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或许还能为宗族留存几分元气。
若是负隅顽抗，或许能给城下的虎狼之师造成一些微不足道的伤亡，最后的结局却注定是城破人亡，届时盛怒之下的王弼，会如何对待史氏满门？他不敢想象。
“开城……投降吧。”
史舜安的声音干涩，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这道命令，抽空了他所有的精气神。
而站在王弼的角度，史舜安最终选择“主动”开城投降，无疑是省却了一番手脚，也避免了麾下将士的无谓伤亡。
既然对方已经服软，自然不能再高举屠刀，否则不仅会激起史氏族人的拼死反抗，更会让浙北各地尚在观望的宗族豪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坚决抵抗，这显然不利于红旗营后续的统治策略。
不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来不止战争一途。武力征服之后，如何消化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验。
威武卫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阳县城。王弼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史舜安父子及其他统兵的核心子弟，同时下令将那些已被解除武装的史氏子弟兵打散分隔，严格进行甄别。
镇江史氏在本地作威作福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可也导致底层积怨极深。
去年史舜安悍然下令屠杀三千投降的起义军，既是泄愤，也是企图用恐怖手段震慑内部底层族人，和外部反抗者，以继续维系史氏和史氏主宗的强势地位。
但是，当更加强势的红旗营以碾压之势介入后，史氏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顷刻间崩塌，往日被强力压制下去的种种矛盾，便会浮出水面，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控诉、揭发史氏的暴行。
王弼身为威武卫都指挥使，主要职责是攻城略地，为元帅开疆拓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期耗费在丹阳县治理这等“细活”上。
在控制丹阳县的次日，他便亲率主力部队北上，兵锋直指镇江路治所江防重镇丹徒县。
丹阳县这边，王弼留下了三千兵马镇守。
包括对史氏子弟的进一步甄别处置、安抚本地百姓、恢复市面秩序、初步建立红旗营的治理体系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则由随军的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全权负责。
王宗道此人，当初在六安州凭借暗中联络士绅献城作为投名状，取得了石元帅的初步信任；随后在劝降合肥诸将献城时又有不俗表现；在军令司工作的这些时日，其能力也得到了石山认可。
此次外放独当一面，正是石山对王宗道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其人若能迅速稳定丹阳县局势，并妥善处理好镇江史氏这个棘手的地方豪强，那么未来设置“镇江府”后，知府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他的；
反之，若处置不当，或许就只能止步于丹阳县令了。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由不得王宗道不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当依靠“外交”手腕初露头角的王宗道，在丹阳县整顿秩序，憧憬着自己仕途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黄岩州，一场即将深刻影响浙北乃至整个江东利益格局的“外交”暗战，正在悄然上演。
台州路黄岩城。
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不仅没有遵照元廷之前的招安，前往歙县（徽州路治所）出任“徽州路治中”，
反而趁着石山率红旗营渡江，猛攻集庆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急调各地兵马拱卫杭州，导致地方空虚的大好时机，再次举兵，一举攻占了黄岩城。
这一次，方国珍似乎又赌对了。
元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温和”，不仅没有立即兴兵讨伐，反而主动派遣使者来到黄岩，默许了方国珍对黄岩的占领，还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官职——“海道都漕运万户”！
方国珍之前数次起兵，元廷虽然迫于形势三次招安他，分别授予定海县县尉、万户和徽州路治中之职，官阶小不说，还一心只想调虎离山，再下狠手将其部剿灭，方国珍都没有上当。
这次元廷一反常态主动送官，却让他颇为动心。
只因海道运粮万户这个官职，简直是为方国珍量身定做。
海道漕运万户府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隶属于元廷中书省左司粮房海运科，治所设于平江路，专司从平江路太仓到大都路海津镇（后世天津）的海上粮运任务。
元廷本有三个海漕万户府，分段管理，后因海漕万户朱清、张瑄“叛逆”治罪被杀，合并为一个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万户、副万户等职务。
海道都漕运万户的官阶为正三品，远高于元廷之前招安方国珍的徽州路治中（正五品），算得上正儿八经的元廷高官了。
更关键的是，担任此职无需深入内陆，不必担心元廷调虎离山“卸磨杀驴”，完美契合了方国珍对自身安全的核心诉求。
而且，一旦拥有了这个官面身份，方国珍就能名正言顺地打造和购买战船，快速扩充本部水军实力；还能以“奉旨靖海，确保海漕安全”的名义，整合沿海各路海商、海盗势力。
以其人的手段和能力，只要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用不了多久，就能真正成为称霸东海的“海贼王”。
如此丰厚的条件，由不得方国珍不动心。
但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元廷付出如此重筹，必然索要相应的回报。
正如石山所预料的那样，元廷使者提出了两个要求：
其一，方国珍需立即组织船队，督运江浙行省粮草北上，以解大都的饥荒困局；
其二，方氏必须协助江浙元军，剿灭已然渡江攻下了集庆路的巨寇石山所部。
道理很简单，若任由石山占据浙北，位于平江路的海漕都万户府衙门都将不保，南粮北运的计划彻底中断，方国珍这个“海道都漕运万户”之职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在了自己头上，却因为馅饼太大，反而砸得生性多疑的方国珍犹豫不决，一时间难以下定决心，只能召集自己的心腹文武商量此事。
会议上，众文武一致认为“海道都漕运万户”这个官职非常重要，应该接受，但在如何履行元廷要求的具体策略上，他们却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谋士张子善和方氏嫡长子方明善（方国珍长兄方国馨之子）等人慷慨激昂，力主方国珍应立即挥师西进，与元军水陆夹击，趁石山在江南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部剿灭。
然后，顺势夺取平江、江宁等战略要地，实现“由海入陆”的关键转变，将富庶的江东作为方氏的基本盘，进而图谋中原，争霸天下。
而谋士丘楠和方国珍二兄方国璋等人的意见，则更为谨慎。
他们建议方国珍应尽量避免与势头正盛的石山直接冲突，因为江浙元军实在不堪大用，正面战场很可能顶不住红旗营的攻势，方氏兵马一旦参战，极易从“协防”变成“主攻”，陷入乱战泥潭。
这些人认为，至少应该等到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率领江浙元军主力从荆湖返回，并与红旗营爆发大战之后，再根据大战形势决定方氏的立场和参战时机。
丘楠更是精准地抓住了方国珍最深的顾虑——长江航道并非方氏水军所熟悉的战场，在那里与拥有强大水师的石山交锋，风险极高。
至于元廷要求的督运粮草北上任务，则被所有人选择性忽略了。
此时若能迅速与元廷谈妥条件，并立即组成货船运粮，确实有较小概率完成部分海漕任务。但随后返回江南就有较大概率遭遇台风，一个不小心就是整支船队覆灭的风险。
为了给行将就木的元廷续命，而赌上自家赖以生存和称霸近海的船队？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忠君爱国”了？
显然，张子善等人的建议更具野心和进取性，符合乱世枭雄的扩张逻辑；而丘楠等人的方案则更贴合方国珍谨慎多疑、首重保存自身实力的性格。
方国珍内心其实已经有了选择倾向，但仍在纠结如何答复元廷使者，才能将这些好处全部吃下，又不至于被彻底绑上元廷的战车，正想进一步听取众人的意见，
其年仅十五岁的长子方礼，突然未经通传闯了进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异样的兴奋，道：
“爹！城外来了两个人，自称是红旗营石山派来的使者，要求见您！”
此时的局面已经足够复杂微妙，但方国珍却不介意让它变得更复杂一些。水越浑，才越好摸鱼。他眼中精光一闪，当即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道：
“带他们进来！”
从至正八年首次起兵算起，方国珍已经造反了整整六年时间，但其麾下多以草莽豪杰、海盗水手为主，虽骁勇善战，却疏于正规的军政体系建设，管理上颇为粗放。
以至于石山派出的使者夏煜和顾成进入黄岩城后，竟然在无意中探听到了元廷使者也在城中的消息。
夏煜本是未出仕的士子，经历过的风浪不多，骤闻如此惊人的信息，心中不禁忐忑不安。想到要同时面对凶名在外的海盗头子和老奸巨猾的元廷官员，他更是心慌意乱。
得到通传，前往官衙面见方国珍时，夏煜竟紧张得脚步虚浮，险些被自己的脚绊倒，幸亏被身旁同行的顾成眼疾手快，将他一把牢牢扶住。
顾成是扬州治所江都人，年方二十三岁，武艺精湛，颇有见识。他在张士诚起兵称王后，预感此人难成大事且江都将成战火之地，便毅然渡江南下，投奔了早就仰慕的豪杰石山。
红旗营募兵不比其他义军，顾成自然不可能直接见到石山。
但他还是凭借特殊的籍贯背景和出众的个人能力，很快就进入了石元帅的视野，受到石山亲自接见，并派他护卫夏煜穿过敌占区出使方国珍。
这一路上，正是靠着顾成的沉稳和机警，才让夏煜屡次避过风险，顺利进入黄岩城。
此刻，见到夏煜如此失态，顾成担心他会因心态影响到使命，趁无人注意，低声疾言提醒道：
“夏曹掾！稳住心神！咱们背后，是石元帅和红旗营！”
……
PS：工作太忙了，今天本应该是个可以看爽的大章，却因时间不够码不完。哎！
多句嘴：本章所有出场人物，包括史舜安，全是历史原型。
(本章完)